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学在先秦即为显学，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即进”（《汉书·董仲舒传》）的对策之后，更上升为官方思想。两千余年来儒学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其影响之深刻是其他任何学派的思想和外来思想无法比拟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深入透彻地研究和了解，而研究孔子的思想，主要的材料就是儒学经典――《论语》。时至今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论语》版本很多，各家的注释也各有不同。本篇拙文打算对《论语》的版本源流做一个粗略的考证，以咨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论语》的精义。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不同于其他先秦子书，有个很怪的名字，后世学者因此很费脑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概念 +（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不过，对此论述最为详细的是郑玄。北宋初年，刑昺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次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已所欲说也。”元代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中主张“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则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未必与事实相合。
今人徐中舒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诵，口耳相授的。瞽蒙传诵而经由后人书于简牍的就叫做“语”。这种传习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很多典籍可能还是靠着这种方式在这个学术流派中流传。这正应了郑玄的“口耳相授”的说法。我比较相信郑玄的注释。
（二）《论语》一书结成的时间和作者
最早提到“论语”两个字，并将其当作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驰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由此可知：《论语》一书的得名必须早于《坊记》的成篇。虽然《礼记》诸篇的年代问题，历来都很聚讼。唐朝初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说《礼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河间献王所得孔子弟子与其后学所记；二是西汉未年的大学者刘向考核经籍整理出来的。后经戴德、戴圣相继整理删减，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今本《礼记》又称“小戴礼”。还有，1993年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中，有一篇显然就是今本《礼记》中的《淄衣》。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献后认为：《子思子》一书原来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礼记》中的相关篇章原来都是《中庸》一书的篇章（见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由此推测，《论语》成书时间约在战国初期。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代学者杨伯峻（《论语译注》）。
另外，近代学者钱穆认为《论语》成书于战国未年（“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未秦时？今考书中多有战国未年人串乱之迹”《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认为《论语》成书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
论语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於学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另外还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杨伯峻《论语译注》）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
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歧说：“七十子之畴，汇集夫子之言，以为《论语》”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
不过，由于《论语》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场笔墨官司也就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辩》认为：“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又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书独二子以子称”（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语）。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损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近代学者郭沂先生认为《论语》的编撰者主要是孔门中“德行”与“文学”两科的学生和他们的门人，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郭沂先生主要通过对郭店楚简，今本《礼记》等的相关章节，与《论语》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结论与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论证也很令人信服。
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子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不过成书时间则众说纷纭。
（四）《论语》的版本和真伪
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个传本，最著名的就是《故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大流派，它们在文字，篇名及篇数上互相都有差异。
《鲁论语》有二十篇，汉代的龚奋，夏厚生，夏后建，萧望之，韦贤，宣城，扶卿等人传授之。由于主要在鲁地的学者中传习，故谓之《鲁论语》，汉时还有《论语解》十九篇，均已亡佚。现有清于鬯撰《新定鲁论语述》二十卷，钟文丞撰《鲁论语》一卷，徐养原撰《鲁论语续考》一卷可作参考。
《齐论语》则主要在齐地的学者中传习，全书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只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语》，《鲁论语》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所谈的多是玄学，有汉代的王卿，庸生，王吉，朱畸，贡禹等人传授。由于是齐人传授之学，故谓之《齐论语》，此书也已亡佚，现有清马国翰辑《齐论语》一卷，清王少兰辑《齐论语问王知道逸文补》一卷。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仍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世也皆用此本，于是《齐论语》，《古论语》大半都失传了。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且其字为蝌蚪文，故谓之《古论语》，当时并没有传授，仅孔安国为之训解。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语》，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是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照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尤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已笔墨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此书已亡佚，现有清马国翰辑《古论语》六卷。
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论语注》（简称：郑玄本），并加以注释。这样三家的差别就被泯灭了。
（五）略谈古今“论语”注释书籍
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真是举不胜举，可谓“汗牛充栋”。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所著录的便达三千种之多，此外还有他所不曾著录和不及著录的，又还有散见于别的书籍中的大量零星考证材料，更是不计其数了。笔者愚笨，在此仅略举下列一二。
东汉末年，郑玄（127－200）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论语注》（简称：郑注本），并加以注释。郑注本在唐代以后就不传了，有敦煌遗书本残卷。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有以下几种版本：第一，唐卷子本，卷子起源于简策。在现有残存的唐卷子中，《论语》注释只有三种：（1）《论语郑玄注》残卷，内容是《为政》的后半部分和《八佾》、《里仁》、《公治长》三整篇。（2）《论语·子路篇残卷》，只存九行。（3）《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四篇。第二，辑佚本，有：宋王应麟辑《古文论语》二卷附录一卷、清王谟辑《论语注》一卷、清袁均辑《论语注》十卷、清孔广林辑《论语注》十卷、清宋翔凤辑《论语郑氏注》十卷、清马国翰辑《论语郑氏注》十卷、清黄奭辑《论语》一卷、清王仁骏辑《论语郑氏注》一卷、民国龙璋辑《郑玄论语》一卷等九种。
魏国时，何晏（190－249）等五人著《论语集解》，十卷，此为汉以来《论语》的集大成著作，为现传最古的《论语》完整注本。
南朝时，梁代皇侃（488－545）编纂《论语义疏》，十卷，它是在《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也是南北朝义疏之作完整流传至今的惟一的一部书，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有重要意义。
唐朝时，贾公彦《论语疏》，今不见传，见《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宋朝时，邢昺（932－1010）等人编纂的《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原为十卷，后人析为二十卷。其单疏本现已不传，只传有注疏合刻本，以阮元南昌府学本为最佳，并附有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所收为此本。此外，朱熹的《论语集注》也是一个重要注本。《论语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1130－1200）编纂。是宋代《论语》注释的集大成者。现传最早的《论语集注》刻本是马光祖刊印的《四书集注》本，后又有与《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为《四书集注》和刻本。
元朝时，皆以朱熹的《论语集注》为本，没有什么代表著作。
清代时，考据学兴起，开始批评宋学，毛奇龄（1627－1713）著《四书改错》，便是针对朱熹四书注中的错误。创见之中，不乏有主观之处。黄式三（1789－1862）著《论语后案》。刘宝楠（1791－1855）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有各种《四书》本和《清经续解续编》本。《论语正义》是清朝《论语》的集大成者，堪称《论语》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
近代时，《论语集释》，四十卷，近代人程树德（1872－1944）编纂。又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论语疏证》，二十卷，杨树达（1855－1956）编纂。是一部很有丛刊价值的书，其强调以《论语》证《论语》的方法尤为可贵。
《论语译注》，杨伯峻（1909－1990）著。在《论语》新注中，此书有开创之功，作者作了大量考证性的简明注释，而且对全书做了今译，书后并附有《论语词典》。此书对《论语》的研究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论语新解》，钱穆（1895－1990）著。前十篇为上编、后十篇为下编。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语注译》，孙钦善（1934－）著。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四号汉墓中出土的竹简中也发现有《论语》残简，不过篇幅不到今本《论语》的一半，今人整理后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释文》，其底本是汉代《论语》的隶书抄本（残本）,为最早的《论语》白文版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较有影响的《论语》专著是200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的《儒藏》·《论语》专集。这次出版的不是零散的几本书的拼凑，而是一套合起来成为有机整体的丛书，构成了《论语》流传及整理史上一根比较完整的链条。其中有三种在底本的选择上超越了前人。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以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正平版双跋本影印件为底本；又如皇侃的《论语义疏》，是以1923年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排印本为底本，以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校本，同时还吸收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校勘成果；再如刑昺的《论语注疏》，没有采用习见的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而是采用线装局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为底本，同时吸收阮元校勘记的成果。因此该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
（六）目前的研究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最新研究进展：其一，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由该书的避讳情况可推测《论语》成书年代最晚也是在战国后期。其二，孔壁《古论语》的抄写年代虽早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但其在汉代的流行却晚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其三，从考察《鲁论语》和《齐论语》的师传学者的年代可证明：《鲁论语》和《齐论语》的出现其实晚于《古论语》。其四，蔡尚思把全部《论语》拆散，改为类编，解决了《论语》的杂乱性问题。其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郭沂从郭店楚简的史料入手，考证了中国先秦哲学史，论述了道家的起源与流变，子思学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他对先秦哲学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界的关注。他认为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其一，《论语》成书年代与书名出现的时间尚无定论。其二，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没有篇题，篇数不祥。其三，《论语》的记录者尚无定论。其四，《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尚无定论。其五，《论语》的相关资料欠缺。其六，《论语》的字句理解无法统一。
（七）与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关系
孔子曾是一位以治丧，相礼为生的儒者，他熟悉夏，商，周三代文化，对西周初年由周公制礼作乐而正式形成的礼乐文化尤为羡慕。在春秋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以继承和发扬礼乐文化传统自任。“文王既没，文不在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出于这种使命感，他一方面广收弟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一方面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对礼乐文化加以反思和总结，将其根本精神抽象出来，建构起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和安仁之道为基本内容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的思想不仅是孔子个人对社会历史认知和生命体验结果的升华，也是孔子学习广而精的后果，还是其弟子某些思想综合的结果。研究《论语》也就有助于对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进行研究。换句话说，研究《论语》是对古代思想史进行研究的基础工作，没有对《论语》的研究，也就无从提起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而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又促进了对《论语》的研究，它使我们更易更好更多地发现《论语》中的思想，使我们更全面地掌握古代思想史。二者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开来。《论语》它经历了历代读书人的集解、集注、正义、别裁、疏证，逐渐成为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在这些解释中，或以“六经注我”的态度，以孔子言辞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或以“我注六经”的态度，专注于言辞考辨，力求达于孔子愿意。在注解《论语》的两千年历史上，留下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同一句话、同一个问题，不同朝代的文化人往往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的差异和解释者的语言背景联系起来，往往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因此，研究某个时代对《论语》的解释，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状况，研究历代对同样的话的解释的差异，可以管窥中国古代思想在历代的发展。一部《论语》的历代解释，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参考文献
杨伯峻《论语译注》
钱穆《论语要略》
刘宝楠《论语正义》
郭沂《从郭店楚简看孔子史料》
张钊《论语是一本什么书》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王钟翰《经史说略》
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
黄怀信/李景明《儒家文献研究》
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