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中就这么提到。因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那是最自由的学问。
追问
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因此他们可以不必操劳于生计而从事纯思辨活动。他们拥有着充分“闲暇”，这也是古希腊哲人的特殊之处。而这种思辨思维也就是“抽象思维”，即将某种“属性”从事物中提取出来，将其当做思想的对象来思考。希腊人开始哲学思考时，是通过艰苦的思维劳作才从生活与感觉经验之中超拔出一定的抽象性、普遍性的哲学概念。也正是因此，这种朴素直观的方式也造就了希腊哲学充满感性的生活气息。我们生活于世界之中，看不完世界之现象，往往会通过想象力去补充，因而造就了一个现实：世界各大文明的世界观的最初形态几乎都是宗教和神话。但宗教与神话从来不问原因，当希腊人产生“为什么”的时候，在四季更迭，草木枯荣之中，哲学的第一个概念“本原”便产生了。
毕达哥拉斯“勾股定理”的提出，数学的发展，“数”虽说是算不上思想概念，但要比之前的“本原”更加具有普遍性与抽象性。此后赫拉克利特始终处于生灭变化中的“现象”与巴门尼德不动不变始终如一的“本质”间的鲜明对比都汇集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之中。
早期的希腊哲学并非理论建构的体系化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求知的时代，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思考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在于解释说明现象的，总是针对某个问题或事物，从现象出发去解释现象。希腊哲学最早的思考对象是自然，然而它并非将自然宇宙观念投射于人类社会，而是将城邦秩序与法则投射于自然宇宙。我们常说的“宇宙论”时期，其实就是自然哲学，希腊人将自然、城邦、人看作是“同制同构”的：自然为“大宇宙”，城邦为“中宇宙”，人为“小宇宙”，他们研究自然时，其实也是在研究城邦与人自身。
以泰勒斯为首的哲学家们追问的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是最原始的开端与主宰，而巴门尼德追问的第一性东西则是逻辑上的先在本质，并称之为“存在”，他不再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宣称万物的本质，而是用逻辑论证的方法，使得哲学向理论化、体系化发展。是从一个基本原则出发推演出体系。
求知
巴门尼德的逻辑先在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质”，但是他也难以用“存在是一”来回应“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将巴门尼德“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最普遍的一般本质”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案落到了实处。苏格拉底并不是像自然哲学家那样追问自然，而是将“知识”的对象确立为“认识自己”，并认为“德性即知识”，通过追问“是什么”来得到获取知识的途径。他的对话最终都没有结论，但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话来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知识，是从感觉经验中归纳抽象出普遍概念，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归纳论证”与“普遍定义”。
为了解决“知识”的问题，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事物的世界可感而不可知，理念的世界可知而不可感，而为了能够认识“理念”，他又通过“回忆说”与“灵魂转向说”来加以说明，他的“洞穴说”所比喻的并非认识的发展过程，而是灵魂的转向。
有意思的是在哲学史中第一个批判理念论的人正是柏拉图自己。因为关于理念论最重要的概念便是“分有”与“摹仿”，比如说关于“分有”问题，柏拉图自己承认不论是“分有整个理念”还是“分有理念的一部分”这两种形式，都会存在问题。这是由于理念的首要特性便是单一完整，但事物则为多数，若每个事物都分有一个整体概念，则许多事物便会有许多理念，这恰恰与理念论的基本原则相悖。
这里想说的是，柏拉图的自我反思，体现出了其对问题的探索精神，而并非像之后的好多哲学家一样，一旦将自己的所谓“体系”建立起来，那么关注的重点便放在“维护”之上，而不再是问题本身。柏拉图此后通过“通种论”来对之前的“理念论”，并做出重大修正，使得理念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本身。
关于亚里士多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用黑格尔的话来讲：“我们不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找一个哲学系统。亚里士多德详述了全部人类概念，把它们加以思考；他的哲学是包罗万象的。在整体的某些特殊部分中，亚里士多德很少以演绎和推理迈步前进；相反地他却显出是从经验着手，他论证，但却是关于经验的。他的方式常是习见的方式，但有一点却是他所独具的，就是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始终极为深刻地思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