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乡间二十一载

父亲这一去，就是二十一载，比苏武牧羊的时间还长。当时还没有我。我猜想当年父亲刚刚去乡下时的心情，可能与李白《行路难》中的这两句有些相似，“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也有些像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那首诗里描绘的意境“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乡间的这段岁月，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从一个城里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中间有着巨大的诸多方面的反差，不是一时间能适应的。

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有了三个女儿，母亲也丢了工作，陪着父亲来到了乡下。

首先是生活这一关。一家老小得吃饭，但是父亲是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拿笔的手拿起锄头来还真的不行。下地干活，分不清哪棵是苗，哪棵是草。头上顶着右派帽子，不敢轻举妄动，怕不小心把苗铲掉了，被批成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于是父亲先蹲在地上把草拔掉，然后再用锄头铲地。这样，别人铲一根垄，父亲连半根都铲不完，所以挣的公分就只能是一个成熟劳力的一半。农民们管这样的人叫“半拉子”。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我们家通常是拿不到钱的。没有钱口粮就不分给我们，一年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在我记事的那些年里，我们家的口粮大多是锁在生产队库房里的。还有许多农活父亲是根本不会干的。

农民固然是纯朴的，但也有着小农的狡诈。农村生活有它一整套规则，我的父母一点也不懂得。刚刚去的那几年，生活真的给父亲母亲出了一道难题。生火做饭、碾米、挑水、劈柴、修房子……母亲都得从头学起，有时也会有些抱怨。家里一件农具也没有，又无力购买，所以就得借别人家的。那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这些，让那个血气方刚，盛气凌人的父亲尝尽了人世的艰辛，也让父亲开始真正成熟起来了。

再有就是人际关。农村里，一个村子百十户人家，基本上都是能够攀上亲戚的，农村人叫圈套圈的亲戚。我们家举目无亲，又不熟悉乡村生活，父亲头上又戴着右派帽子，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当地农民欺生，父亲每天下地干活，母亲都会担心他与人吵架。父亲生性耿直，每遇别人欺负他，特别是拿政治问题说事时，他是决不软弱的。这样就不时地与当地农民发生争吵。邻里之间也不时地发生一些摩擦，磕磕碰碰地过了几年才算适应了基本的生活。

夏秋时节生产队分香瓜、西瓜，社员们都兴高采烈地去领，我们家得等到社员们都分完了，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如果有，就给我们分点，没有就分不到了。即使是分给我们了，那也是剩下的，不好吃的。由于那时我还小，特别想吃那些瓜果，所以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农村烧柴是个大问题，我们那个村子里的农民大多都到内蒙去拉柴火。这就得由生产队出车帮你家拉。由于路途远，得早早出发。谁家用车得给赶车人提供早饭。赶车的人叫车老板儿，那时他们特别牛。开始哪个车老板儿也不愿意给我们家出车，父亲求着他们才勉强答应。后来父亲用了一招就让那些车老板儿们都愿意给我们家出车了，那就是父亲做的诱人的早饭。每次出车父亲准备的都是鸡丝馄饨，用家里养的老母鸡熬汤，用鸡肉做馅儿包馄饨，把馄饨下到鸡汤里煮了，再就上油盐烧饼吃，这在当时真的是一顿丰盛美味的早餐。当地的农民多半没见过世面，好多人从来没有吃过馄饨，都觉得新鲜。车老板儿们口口相传，都说父亲那鸡丝馄饨是一绝，好吃得很。于是父亲就用他的这道鸡丝馄饨赢得车老板儿们争先恐后地为我们家出车拉柴火。

除了去外面拉柴火，父亲还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去打扎（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写，查了字典也没弄明白，姑且用这个字代一下）子。所谓扎子，就是玉米、高粱等割下来后，留下地下的那个有很长须根的部分。用犁把地翻起来后，扎子就出来了，我们要把上面的土敲掉，收集起来,拉回家去，当柴烧。扎子是很好烧的，火很硬。每年春天，父亲都带着我们去地里打扎子，我们几个满身的泥土，但围在父亲身边总是有说有笑的。有时候我们也打架，但父亲哪个也不说，只是看着我们笑。打完了扎子得借生产队的车把扎子拉回家。我当时小，但这样的劳动也得参加。我最高兴的是往家里拉扎子，因为我可以坐在高高的扎子垛上，坐车回家。但是我哪里知道，父亲是不会赶车的，马根本就不听他使唤。有一次没有弄好，架车的那匹马失了前蹄，差一点没把车弄翻，把我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一个春天打的扎子，够我们家烧一年的，后来村里人都佩服父亲了。

最初的艰难过后，父亲渐渐地适应了乡间的日子，农民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有文化的右派。母亲把城里的许多新鲜事物带给了当地的妇女们，教她们打毛衣，教她们怎样穿着打扮，给她们讲城里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生活仍然是艰难的。

父亲还有个爱好，就是广交朋友。那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当时父亲在方圆几百里内名声大震，都知道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城里来的、有文化、侠肝义胆、喜欢结交朋友的右派。有许多人慕名前来与父亲结交。父亲是来者不拒。这样的交往，给父亲的生活增添了许多

色彩，也让父亲的内心得到了一丝安慰。在这些朋友中，有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有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做小生意的，有打把式卖艺的，也有中学老师这类的文化人。在这众多的友人中，让我们最难忘的就是父亲与大姐的中学老师的友谊。他们二人一见如故，经常有诗词唱和，彼此看过之后相视一笑，然后付之一炬。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朋友多了，路子也就多了。后来父亲带我们搞副业，就是受了朋友的启示。父亲一直也挣不到一家人的口粮钱，但总想让家里的生活好过一点。看到他的一个农民朋友家里每年冬闲的时候都扎笤帚，然后到市场上去卖，换点钱贴补家用。父亲也在我们家里开展了这项副业。扎笤帚的活是又累又脏。我记得很清楚，第一道工序叫刮笤帚弥（字典里找到了一个合乎此意的字，但电脑打不出，姑且用这个同音的代一下）子，就是先把高粱穗（我看着像高粱穗，实际就是扎笤帚的材料）上的粒子刮净。是这样刮的，把铁揪放倒在炕上，铁揪头露出来，人骑在上面压着，把高粱穗按在铁揪沿上，戴上手套，一手按住高粱穗，一手用力拉，这样就能够把扎笤帚用的高粱穗子弄干净。我那时才八九岁，也要参加这项劳动。剩下的工作我就不参与了，也记得不太清楚了。扎笤帚是个技术活，我当时小没做过，是我的几个姐姐和母亲做的。记得我母亲和姐姐扎，父亲就在旁边为她们打下手，搞后勤。整个冬天，我们都做这件事。最高兴的就是扎完笤帚，把那个立在家里的木桩子拔掉。这意味着笤帚要卖钱了，也意味着要过年了，还意味着要用卖得的钱给我们买新衣服、买好吃的了。

卖笤帚的事都是父亲联系的，如果哪一年能够卖个好价钱，一家人会高兴很长时间。记得有几年父亲还把笤帚卖到了大连、沈阳等地，价格要比在当地卖得高很多，一时间成了乡里的新闻，许多人家都很羡慕我们。

我们一家人渐渐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不久，父亲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在文革之前，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大队委员会觉得父亲干农活不在行，但是有文化，就让父亲去小学当老师，后来又让父亲去大队当会计（这里面顺序我记不清楚了，是先当的老师还是先当的会计）。这样我们家的生活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开始。那一年的春天，恰好我出生，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节，加之运动开始，父亲作为摘帽右派再一次被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拉出来批斗，于是父亲给在这个充满灾难的时节出生的我起了个小名，叫“棘春”，后来很长时间家里人都叫我“小春子”。这一次运动中父亲受的折磨尤其严重。后来听父亲给我们讲，运动开始后，贫下中农们不时地把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批斗。每次胸前都要戴上一块牌子，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罪名。父亲的那块牌子后来成了我们学习用的小黑板。那时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小将们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批判这些黑五类，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正是父亲的强项。有时候，父亲和他们打语录仗，父亲每次都是赢家，却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父亲有时候满身伤痛，回来后还给家里人讲他是怎样智斗那群人的。这真是黑色幽默，父亲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记痛苦的吧？

最严重的一次是召开全乡大会要批斗几个重点人物，其中就有父亲一个。据说他们下了狠茬子，要往死里整。幸好父亲在乡里结交甚广，之前有一个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提早告诉了父亲，让他想办法躲一下。那是一个夏天，地里的庄稼长得有一人高了，父亲此前在批斗中已经受了伤，正在家里养伤。如果不走，再被折磨一次，那真的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于是母亲催促父亲赶紧走，父亲拖着病体，在青纱帐和绿树林的掩护下出走了，总算逃过了一劫。后来真的有一群人到我们家去纠斗父亲，母亲说不知道人去哪里了，他们就在我们家搜，没有搜到，就撒开人马到处找。父亲说他走在树林里的时候看到了那群骑着马追赶他的人，幸好他们没有发现父亲。后来我们家对那个给父亲通风报信的人一直充满了感激，回城后给予了他们家很多的帮助。但这些父亲从来不提，他总是对我们说，我们给予人家这点，远远比不上当年人家的救命之恩，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人家。

乡间的这段日子，更多的是苦难，但也有许多让我们难忘的事。父亲与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即使是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依然是相扶相携地一起面对，一起承担所有的苦难。这使我们这个家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岁月里也不缺少欢乐。尤其让我们难忘的是，父亲与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没有让我们一个孩子辍学，并且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到乡下之后，母亲一直很绝望，以为再也不能回城里了，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农村了。父亲经常和母亲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农村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母亲下乡的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下乡后又生了四个女儿，一共七个女儿，人家叫我们七仙女。后来我明白了，之所以生这么多孩子，是想盼着有一个男孩的。母亲自己看见生了女儿都上火，但是父亲却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他的财富，哪一个他都喜欢。这一点让我们姐妹几个从心眼里爱戴我们的父亲。

父亲是个大孝子。奶奶早年在叔叔家里，父亲每年都要去城里看奶奶，总是尽自己的能力给奶奶带点东西去。叔叔夫妻俩都是老师，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但是从来不敢把这个右派哥哥介绍给外人。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每年都要去看望奶奶。后来奶奶八十多岁了，当时我们家的家境在好转，父亲便把她接到了乡下，那时奶奶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看到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和奶奶大声说过话，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到奶奶床前问寒问暖，尽人子之道。

父亲是闻名乡里的名人，谁家办喜事，要请父亲去帮忙。谁家有了矛盾，要请父亲去调解。漫长的冬日里，父亲还给当地的农民们说评书，充实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父亲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经常把自己读的书讲给母亲听，这是增进他们夫妻感情的一剂良药，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父亲与母亲的笑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的动力，幸福的源泉。父亲有许多藏书，都是线装的，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据说被农民们当卷烟的纸用了，现在想来真是痛心。

文革后期，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地好转。告别了那个低矮的小土房，买了三间大房子，但也不是瓦房，还是土房子，可是比原来的那间房子强多了。母亲那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足足五百斤重，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头猪，年底杀了后猪肉堆起来像座小山。一切迹象表明我们家快到一个转折点了。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1978年）55号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原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这个消息，无疑是一声惊雷，给我的父亲带来了一次重大的转变。那时我已经十四岁了，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了。听到了改正右派的消息，父亲再也抑制不住这二十多年来内心的情感，伴着眼泪，所有的委屈、苦闷、伤痛、彷徨、屈辱、隐忍……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了。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也许能表达父亲当时的心情。

1979年5月13日，我们家从那个居住了二十一年的小山村返回了齐齐哈尔，结束了漫长的乡间苦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