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可以说是一篇“三名”文章。何谓“三名”？作者梁实秋是文坛名家，主人公梁启超是历史名人，本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散文名篇。追随文坛名家，学习散文名篇，了解历史名人，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内容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写梁实秋回忆梁任公先生多年前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一次“动人”的演讲。文章2—8段具体写到了梁任公先生的这次“动人”的演讲。

第2段主要交代任公先生的讲演稿，讲稿书法“整整齐齐”“很是秀丽”“十分美观”，无疑是“动人”夫人。

第3段交代任公先生的出场，“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先生出场时的外貌和神态无疑是“动人”的。

有人说，这两段任公先生的演讲还未开始，不能算是体现了任公先生演讲的“动人”。这种理解有点狭义，准备讲稿、演讲出场其实是演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人”处完全可以看作是演讲的“动人”处。

第4段写任公先生演讲的开场白，无论开场内容、声音，还是口音、动作都独具特色，都极其“动人”。从开场内容上看，“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很“动人”；“广东官话很够标准”，虽“距离国语甚远”，但因“声音沉着而有力”，“洪亮而激亢”，其效果比标准国语其要更好一些，更是“动人”。

第6段写任公先生“朗诵”“解释”《箜篌引》一诗的效果，作者说“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试问：倘若任公先生的演讲不“动人”，作者还能在二十余年后记起？

第7段写任公先生演讲时，用“敲头”来“畅通记忆”的方式很“动人”，否则岂能“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第8段是任公先生讲演的高潮，“手之舞之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桃花扇》“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讲杜氏“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时而“痛苦流涕”，时而“张口大笑”，任公先生，演讲投入，表情丰富，岂不“动人”？

总之，在作者的眼中，任公先生的演讲可谓无处不“动人”，处处皆“动人”。

可是，所有的读者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吗？不一定。谈到第7段，有读者说：

第7段对任公先生表演的具体描述，让人觉得任公先生返老还童，童心犹存，与任公先生本人的性格及成就十分吻合。不过，倘若任公先生只是一无名小卒，我们还能原谅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而“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么”？如此严肃和高规格的场合，演讲者居然可以失忆——哪怕只是短暂的，这不是出丑么？而在作者那里却居然也成了“动人的演讲”？

看来，在读者的眼中，任公先生的演讲并非处处“动人”。这是为什么呢？

艺术家罗丹说“有人以为素描本身是美的，而不知素描所以美，完全是由于所表达的真情和实感。”散文家赵丰也说“散文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体验。它抒写的是作者个人对自然、对人生、对生命的感知。这种感知其实是以作者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艺术审美方式为基础的。……描写一个人、一件事，作者个体的生命体验不和这个人、这件事对接，不和它有着情感的交流和精神的融合，那就不可能产生感动。”

这两段话似乎在启发我们，之所以在梁实秋的眼中，任公先生的演讲可谓处处皆“动人”，无处不“动人”，乃是因为作者对任公先生满含深情、无限敬仰。

邵纯在《梁实秋笔下的梁启超》一文中谈到：“1989年末，大陆首次出版的《梁实秋散文》共4卷，总计囊括了梁先生的312篇散文。由于梁实秋的散文追求精粹，所以他惜墨如金。总览全书，绝无重复之处。但是也有个例外——他在3篇文章中，3次写到了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他写的这个人是梁启超，他说的这件事是1922年3月梁启超到清华学校所做的学术演讲。”这似乎可以成为梁实秋对梁任公及这次演讲情有独钟的有力佐证。

读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思考：梁实秋到底敬仰任公先生的什么呢？作者自己在文末谈到：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看来，作者最敬仰任公先生的乃是他作为一个“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只是，“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好理解，“有热心肠”为何意？

我们再来看一段文字：

梁启超在这次演讲中共引用了约157篇诗词歌赋，而梁实秋偏偏只记起，或者说只选择了这三篇。其中，一篇讲丧夫之痛，一篇写亡国之痛，一篇既写亡国之痛又写光复之喜。无论如何，梁实秋的这种记忆或者说选择都不能算是巧合。（罗竹石《一篇迟到三十年的感悟》）

“一篇讲丧夫之痛”说的是《箜篌引》，“一篇写亡国之痛”说的是《桃花扇》，“一篇既写亡国之痛又写光复之喜”说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三篇其实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体现了梁任公先生的一片爱国情怀。

何以见得？

“高皇帝，在九天，不管…”这一段文字出自《桃花扇•哭主》，说的是当时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而对北方捶胸顿足嚎陶大哭的情形，……“高皇帝”指的是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他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在位十七年来整个明朝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崇祯皇帝勤检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力挽狂澜，力图振兴和保住大明王朝。只可惜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江山易人，他自杀身死。

梁任公先生由明崇祯皇帝想到了自己曾追随的光绪皇帝的下场，想到了自己当时所处的清代也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想到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想到了国家的衰亡，所以任公先生“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的悲在于他的一腔爱国情怀。

“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这里的杜氏指的是杜甫，这首诗名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公元763年，当时杜甫52岁，写这首诗的背景是公元762年冬季，唐朝军队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打胜仗，收复了今天的河南郑州、开封等地，杜甫喜出望外而作。梁任公先生“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他的笑从何而来，皆因一腔爱国情怀。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小诗中的“公”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不顾他人的劝诫，毅然决然渡河而去，最终为理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任公先生更是如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他和康有为等人辅佐光绪皇帝，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戍变法”，后来变法失败了，他们虽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任公那一腔爱国热情却表现的淋漓尽致。

关于爱国情怀，梁启超自己也讲到：“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读到这里，也许我们明白了，任公先生的“热心肠”就是他的一片爱国情怀。

正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得”。任公先生，正既是这么一位“有学问，有文采”的经师，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师，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