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前身

1970年代，当年的“祖师爷”陈德良，从一张治疗疥疮（螨虫）的偏方起家。

当年村里穷，陈德良本是依靠修锁、磨菜刀为生，后来遇到了一个耍把戏的广东人，江湖人称“洪蝴蝶”。他拜了师，就跟着离开了莆田，“闯江湖”的方法是变魔术、耍猴、打拳，然后卖狗皮膏药。

几年后，陈德良发现一张治皮肤病的偏方，从此单干。“用硝酸化水银，十几个小时后，水银变成水，再加上醋，一擦就好了。”

实际上，这张“歪打正着”的偏方确实符合化学原理：汞与浓硝酸过量反应，生成硝酸亚汞，二氧化氮和水。硝酸亚汞无毒，可损害细小生物细胞，醋会增加它的活性和溶解性。

从化学药品商店买的硝酸和水银，成本价是一两毛钱，他们配好后按照每瓶一两块钱卖，很快发财了。

据陈德良向记者叙述，那时每天能赚一两百块，好的时候有三四百。而那时候科级干部每个月工资也只有36块。

陈德良那时候带了8个徒弟出去，其中，有15岁的詹国团（被认为是现在的莆系医疗帮帮主），还有邻居陈金秀、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这三个人加上“徒弟的徒弟”黄德峰，构成了现在著名的莆系医疗帮“四大家族”。可以说，这四大家族来自同一个小镇。

据詹国团回忆，1979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是最苦的。他们走遍了全国，最南的地方跑到海南岛，最北的地方跑到哈尔滨、木兰、佳木斯、齐齐哈尔。少的时候五六个人，多的话有十几个，都是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堂兄弟。

当时，赚到第一桶金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其它科目，比如性病市场。

性病这种病，覆盖人群隐晦，得病者难以启齿，30年前不敢在公立医院实名登记的大有人在。就算治坏了，也认个倒霉，很少和别人说。

莆田游医也因此声名狼藉。

开启广告模式

1980年代，莆田游医的合法性来自陈德良在一个函授班的结业证：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在最初的手写小广告上，它是唯一证明公信力的宣传语。拿着这张证明，徒弟们遍行中国。当时的引流方式，是做小广告贴电线杆，然后租旅馆看病治病。值得一提的是詹国团做了第一个冒险去打电视广告的人。

80年代能打电视广告、广播电台广告，就有了好像代表政府一样的公信力。

当时旅馆治病的收入是一天几十块钱、多则一百多，而做一次电视广告需要上千块。所以说能敢打电视广告的，可谓胆量惊人。

但很快他从电视广告中尝到了甜头，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地前来。

从旅馆看病走到公立医院承包科室，是这些游医合法化转型的开端。

这其中，从不合法到合法，詹国团也比别人领先了一步。

当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他们最早承包最多的是皮肤科。原因是皮肤科不动手术，一般都是药膏药水涂一涂，要么吃点药，不需要其它科室辅助，不需要其它设备。

而当时皮肤科在公立医院里是很小的科，基本不赚钱，成了一个“负担”。承包者固定每年给医院一定数量的费用，给科室医生发工资。

如果医生水平不够，承包者就高价聘请其它地方退休的知名医生过来。并且找报社做广告，采访有名的专家，宣传先进的设备，打公立医院的牌子。这样，对老百姓是有公信力的。

哪个新闻媒体广告效果比较好，就加大力度投入，如果不好就取消。每个病人来做一下来源数据统计，一个月后数据就很清楚了。

因为有这样的商业操作，当时医院里能给出的承包他们都敢承包。承包费一年几十万，也有上百万。

变动商业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很穷，大多数公立医院买不起CT。比如一个地区有五六家大的医疗机构，不可能五六家都买CT，政府只能给一两家配备。

但是这帮承包科室的人有钱，于是买了这台CT，跟院长合作，跟医院分红。开始是订8年合同，前面4年二八分成，后面4年是四六，医院占少。过了8年，这台设备就送给医院了。

这种模式普及起来，大概1990年左右，投设备的合租模式比较多。詹国团曾表示，自己跟中科院联合开发过激光机，治疗前列腺肥大的，代替手术。他出钱中科院出技术，然后一部分卖到外面，一部分他拿到全国各地医院去投资。

本钱加上工钱，投资大概三五万的设备，在市场里可以卖到二十几万，大家分成，暴利从此间来。后来根据医院的需要，不同的设备采用不同的合作分红方法。

19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打假英雄”王海，从詹国团开始进行“黑医院”调查。一份流传甚广的材料——《1998，王海杀入性病市场》中写道：“目前占（詹）国团和他的家族在中国的南昌、北京、合肥、天津、长沙、成都、贵阳、石家庄、沈阳、青岛等城市开设或者控股的性病诊所已经超过100家，96和97年度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民币。”

此后，詹国团避走国外。但王海并未能阻断莆田游医们的财路。

曲折与转折

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2004年，承包科室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

“现在还记得那道禁令带来的损失”，新加坡华康医疗投资集团董事长、莆田人陈新贤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多数莆田老板不同，陈新贤是医学专业出身，曾在公立医院做过七年，从住院医生一直到副院长。1997年，他下海从商，买进口的器械，与公立医院签合同，赢利抽成。禁令下达后，民营资本不得不抽离公立医院，他只能折价将器械卖出，勉强保本。

撤出公立医院后，莆系资本很快找到了第二条路：买下整个医院。上述禁令中允许，已合作的公立医院如果经批准，可转为独立法人单位。

“那可能是全国第一个私立医院。”1999年，惠好医药董事长翁国亮在江西兼并了定南县人民医院。他说，为了“拿下”那家医院，前后谈了两年。“那时候其实是个灰色地带，谁也没说不行，也不说行，这种情况一般谁都不敢碰。”

“其实前十年，除了你能办医院，所有的具体政策都没落地，”翁国亮说，“我个人认为，各级政府拿到医改方案，都放到抽屉里去了。那些年各地民营医院开张，卫生厅都不会派人去剪彩的。”熬了几十年后，政策的春风正徐徐吹来。

2003年，詹国团决定回来做三级甲等医院。

在考察了东莞、深圳，还有宁波、苏州、福州、嘉兴，最后选择了嘉兴。

新安国际医院(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2005年动工，2009年开业。

“当时预期是4年持平，现在的情况是2014年会达到盈亏平衡，前面大概亏了两亿多，大概要十六七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是我投资最大、最亏钱的项目。那时候大家都在做专科医院，我在国外看到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最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10年前我做的新安国际医院，给我们行业争了脸，不然你说莆田人都办了几千家医院，没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我不就给莆田人争了面子吗？这就是我骄傲的地方。”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以联盟之名转型

2013年夏天，翁国亮接到刘永好的邀请，“叫几个朋友”，参加冯仑在西安的立体城市项目剪彩。没想到在那里，这八九个人成了主角。“第一天一起谈，第二天就拉着我们去见区政府。一起吃饭，一起住，在大巴里，刘永好就说，不如我们搞联盟吧，或者俱乐部？”翁国亮回忆说。

医健联盟的框架和主角就此成形。这些人聚在一起，野心指向全国的医疗产业，计划包括建立30家三级甲等医院，兴建医院周边的地产项目，进军培训和教育。据冯仑旗下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杰斌介绍，在立体城市设计初时，就以高就业系数、需求弹性和持续向好性为标准，锁定了医疗特别是高端医疗行业。

莆田系医院，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而他们找到的这几位莆系老板，都有着医疗集团式的产业支撑。经营的业务早已跳出医院，打通了医疗器械和药品等上下游链条，甚至延伸到其他非医药领域。

在翁国亮的商业帝国中，除了遍布福建的“惠好”药店，还涉及矿业、地产。“刘永好负责资本，冯仑负责地产和物业，我负责医院管理。”

莆系医疗体系深思

直至今日，莆系医院中最常见的仍是男科、妇科、不孕不育。同时，也发展出了整形美容、牙科、眼科和高端产科等更多科目。

这些专科的共同点是：低风险、高利润、非医保。

“民营医疗只能做‘补药’不能做‘泻药’，一个不成功都承受不起。”陈新贤说。安全性，是民营医院考虑的首要因素，他们选择的专科基本都是不会伤及性命的。高利润，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据投中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专科医院利润率前三名分别为：眼科、整形外科和口腔。妇产科、皮肤科则分列第9、13位。

近年来，民营医院逐渐被纳入医保范围，其实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经营非医保范围内的科目。

医保，曾是去民营医院就医的最大阻碍，不能报销，病人不来。然而能报销以后，医院却付不起这个成本了。陈新贤反映，医保是低廉的福利价格，没有公立医院那样的财政补贴，民营医院可能入不敷出，同时，国家在医保方面资金缺口大，今年的钱明年给很常见，资金链难以为继。

所以，他们会选择非医保范围内的“特需项目”，拼市场。在劳社部2006年发布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中，明确规定不在医保范围内的科目有：美容整容矫形、体检、近视眼手术和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等。

这些，恰恰成了莆系医院扎堆的地方。

莆系版图中，每位老板手下的数十上百家医院往往不成“网络”，只是“散沙”，彼此之间毫无关联。属于同一集团的医院名称迥异，而名称相同的医院又可能隶属不同集团。这让莆田系医院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外界难以了解。

莆系医院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中国民营医院的发展史的缩影。其中不乏令民众愤怒的恶性治疗案例，也不乏特殊时代的政商社会关系错综，更不乏对整个医疗体系的深思反问。

在当今信息越来越透明的环境下，希望某些民营医疗资本能认清形势，放弃那种低端的坑蒙拐骗的盈利模式，转而靠人才、服务、口碑积累最终赢得市场。

也希望未来民营医疗，能够撑起我们国家医疗行业里高端的那部分份额，满足社会上对高端医疗服务的渴求。

起底莆系医院40年错综复杂的创业史

如果用“原罪”论来看，著名改革史专家雪珥说道，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有“原罪”。

在这种视角下，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存在较大的“商业原罪”。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下，企业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手段”很多时候都是有悖于现代商业道德，甚至是违背当时的法律的。

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却并非都是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过。如果因此而招致牢狱之灾，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独力对抗时代的悲剧英雄色彩的。毕竟，正是这群打破了旧规则的人，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步入正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清算所谓的“商业原罪”，比如阿里打击淘宝上的不良卖家，迅雷试图与网络盗版音像制品划清界限，腾讯在面对“网瘾游戏”职责不时夹着尾巴，百度也开始清理起了虚假的医疗广告。这可以称作一个进步。

那么有个问题，尽管有些莆系医院有意向高端医疗转型，甚至真心想做口碑，想做一个真正为民办实事儿的医院，可是为什么很少出现这种医院？或者换句话说，莆系医院为何无法洗刷身上的“原罪”感？

或许走进莆系医院30年的创业史，可以琢磨一番。

文章来源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