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松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
我和他相识，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时，他是版画院长，我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因为在紫琅书法大赛中得了一个奖的缘故，就引起了他的关注。
记得是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专程来十里以外的永阳村，到我所在的单位商量借用我进版画院的事。丁立松的名字虽然之前也早有耳闻，但见到他，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感到很惊喜，一位徳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年轻这么器重，还踩着脚踏车走那么远的路来见我，真有点喜出望外。
后来在和他的一次闲谈中得知，他觉得我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青年，埋没于乡间僻壤有点可惜，所以设法借用我到版画院工作。
因此，我离向往中的外面的世界，走得近了些，更近了些。
就这样，我进了版画院。
最早办公室在文化馆的大楼上，一间房，中间是一张大画桌，挨着两个窗户的下面，有两张办公桌，后面一张是版画家施汉鼎的，他不常来，我也很少能看到他。平时我就和丁老师二人在那里上班。他常自嘲是光杆司令，而我的到来，总算是有了一兵一卒。
我初到版画院的时候，基本上是打杂，也相当于助理的角色，此外，还学习版画拓印的技法。《咏荷》是我拓印的第一幅版画，从如何对版喷水，到调色拓印，丁老师都耐心的教我，本来是希望我能做专职的版画拓印师，结果事与愿违，前后印了十几张巜咏荷》，无一可用，最后让我尝试拓印巜芦荡新声》，亦终不如意，这样反复的心灰意冷之后，愿望落了空，丁老师后来再也没有说让我印版画的事。即便如此，还有人能看上我拓印出来的画。
一次，南通书协副主席王树堂先生向我索要版画，碍于情面，顺便将我拓印出来的没有落款的《芦荡新声》给了他一幅。当时没有告知丁老师，后来觉得不妥，但也无益。现在事过境迁，丁老师当然不会以此为怪。
这件事，虽说已为往事，但在掌故大家郑逸梅的笔下，也许是可以写作艺林趣闻的。
1986年举办的《日本刀之会版画展》，是版画院成立之初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展出了日本许多著名版画艺术家的作品，开幕式当天有省市美术界代表、县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新闻媒体等各界人士出席，这次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场面之大，影响力之广，在南通版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那时版画院还刚刚成立，条件相当有限，能办成这样的国际性展览，实属不易。
我也有幸参与了这次展览的筹备工作，做广告布展，写文字说明，作品标签等。每件作品我都逐一整理校对，并且仔细观赏。其中对日本版画家清水远流的作品印象尤深，刀法娴熟，线条粗犷，写实主义与抽象理念并存，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这对当时表现形式还很保守的国内版画界来说，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新风。
展览期间，我还同丁老师及与会代表们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收录在1987年的《中国版画年鉴》，成为了这一历史的佐证。
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丁老师对于新人的培养提携非常的重视，可以说无微不至。还在南通师专美术系就读的陈向东、朱建辉、宋燕挥等，就已着手培养，并一例地为其说项，最终两人先后调进版画院，成为了新生力量，壮大了专业创作队伍，宋燕挥当时分配在汇龙中学教书，也是他属望的青年之一。
对于业余作者丁老师从来也是提携有加，一些作者的创作草图，他都会加以指导修改。每逢重大展事，丁老师都会召集大家一起探讨研究问题，指导创作，通过努力出了不少新作，有的还入选了全国美展，为后来版画院整体创作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年轻人的心地总归是纯洁的，尤其是钟情于文艺的青年，我也不例外。在版画院工作的期间，丁老师念在我做事的认真负责，还特意送了我一幅版画。那是在他的家里，他将自己的作品，除巜炎夏乐章》外，全都摊出来，让我挑选，有《黄海踏月》、《奔》、《泰山观日》等，都是他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对于他的作品，我的感受是深刻的，尤其是《芦荡新声》这件作品最为看好，我见过他拓印这幅画的过程，觉得这种画境，是很符合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照像机的摄影”。
这幅画，至今还挂在我家的墙上。
不久，版画院搬进了一间旧式的木质结构的阁楼里，楼虽小，环境还比较特别，二扇略显古味的花窗与木质的地板风格却是一致的，有几分与艺术的接近。
在阁楼里，创作，办公，会议，财务，仓库等工作都在一处，地方狭小，设备也非常简陋。后来，我记得是用为永和乡一家厂画广告墙获得的报酬，在家具厂定制了四张画桌，丁老师还借了两部拖车，与我和陈向东等一起拖回来的。当时的条件确实艰苦，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还是十分的高涨。这与延安时期，一边打仗，一边搞生产的革命干劲，没有什么区别。 “创业艰难百战多”，在丁老师的积极带动下，大家不求回报，甘于奉献，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以辛勤的汗水，成就了启东版画后来的非凡业绩。
阁楼里的时光是悠长的，亦难忘，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房顶凉画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原来房屋年久失修，一场大雨把厨里的一大卷画都浸潮湿了。无奈之下，第二天我们就从阁楼的窗口爬到隔壁平房的屋面上进行凉干。
就是这次凉画过程，让我有机会看到了藏在仓库里的很多六七十年代的无款识的版画作品（当时作者一律不署名的）。这些画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画工精致，既有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又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朝一日这些无名氏的作品，终将会唤发出艺术的光芒，得到大众的认可。因此，丁老师对这些作品也非常的珍惜，它是无数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
其实，六七十年代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其普遍，据说黄宾虹1955年去世后，他的9000多件作品，大多是无落款、无钤印（画中盖的是浙江博物馆的收藏印，实与画无关），未持赠朋友、未发表过的积稿与很多还未完成的画稿，全部打包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些作品丢在仓库里几乎无人过问，直到2004至2005年间，在他去世50年之后，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其作品的真正价值。
那天，画凉在阁楼窗外的屋面上，我象是一个宝藏的守护者，一步也不敢离开，生怕风吹失一件宝贝。
我和丁老师的交往并不多，不足二年的时间，在离开版画院之后，见面的次数就少了。我一直在外地工作，偶尔回来，看见他的时候，大多是在忙着搞创作，也会和他谈到对其作品的看法问题。关于版画，我只是一知半解，但就作品的艺术感受来说，我还是认为他在八十年代前后创作的一些作品更有深度，兼收并蓄，揉入了中国画的水墨表现元素，技法己臻娴熟，有大气象。交谈之间他仍旧不改激昂的态度说到他的得意之作《炎夏乐章》。
至于他和施汉鼎老师两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艺术分岐和平时工作中种种的纠葛，圈内的朋友大都知道，我却是一点也不晓得。八十年代初期正是他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两个人的意见更不相容，后来每每听到他们各自向我诉说一些事情经过的时候，我只是笑笑而已，不作评论。其实这种情形古往今来先例也不在少数，文人雅士之间相互诋毁也属常事，不足为奇。我反而觉得同道之争，更有助于艺术水平的提高。巅峰之决，华山论剑，有对手的存在，才有斗志，英雄才不会寂寞，“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才是高手应有的态度。近代傅斯年与周作人的交恶，胡适与梁宗岱的交恶等，到今天都已经是美谈。
事如春梦了无痕，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当时我在版画院期间与丁老师的许多过往，都快一点点地忘却了，现在想起来，好似雾里看花一般的模糊。
我客居异乡，心绪很少有静着的时候，有关这段时间里的回忆，暂且写到这里，叙述出来的尚不足万一，另外的枝枝节节应该还有很多，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管振新
戊戌初秋，写于四川嘉陵江畔
作者：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