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文化史联系密切，很难界定其确切的边界。
对思想史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某种文化的独特之处。我们去看中国的思想史，无可置疑地，也会从中体味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当今社会，为何出现了中国文化复兴这一课题也是情理之至。
对于文化复兴，我们并不陌生。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过多次关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次是宋代的理学运动。这两次文化复兴的确使中国文化被破坏和消弱的境地挽救出来。
中国思想发展的主线是连续性的思想史：追忆历史——回溯思想资源——重新诠释重构；在晚清、五四时期便是断裂的思想史：抛弃历史——斩草除根——寻找新思想。其实，这两种思想史发展的规律，用于我们来看文化复兴也是可行的。
1993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后改定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便是了解中国思想史对中国文化的意义。
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就曾这样论及中国文化：“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物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思想像一条河流，不是一下子就奔腾起来的，而是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从上古时期到现在，文化都与思想交融一起的。
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这样一些记载便有利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探究。在当代的文化复兴中，我们必须去了解古代的文化资源，才能找到中国文化复兴的新路。中国文化的复兴不是纯粹的复古。
上古时期，开展墓葬、宗庙、祭祀等活动，通过对已逝去的祖先和亲人的追忆和纪念来实现亲族联络、血缘凝聚与文化认同。考古发现的文物，便是我们追本溯源的依据，从此看中国文化的神奇与独特，言文化复兴的需要。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我们在思想史的探讨中，不难发现，汉字对思想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作为词的汉字的衍生和分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知识的感知方式。从思想的角度看，汉字对我们思维、知识构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学习英文以及其他外文的潮流日益汹涌。在中国文化复兴中，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汉字，我们就必须更加巩固它的地位。
当今有人提出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是文言文的复兴。中国五千年文化宝藏都是依靠文言文来记载保存的，文言文可以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文化的复兴。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轴心的时代。秩序的变动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来解释新的秩序；天子式微，“王官失守”，知识——思想处于变动之中；知识——思想的分化，形成不同的流派。神话时代与其心理的平静和自明的真理结束，于是在春秋末到战国时代，中国思想进入了自己的历程，出现了礼仪制度与意义的剥离以及理性依据与价值来源的重新确立。人们学习六艺等政治、经济实用知识，有了普遍的精神知识，渐而远之，儒家思想普及社会了。
儒家思想重视服饰，讲“礼”，正名，施“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如今的中国文化复兴，出现了“儒学热”、“孔子热”，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从思想史视角去看这一文化复兴的突出现象，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儒学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发展。
中国儒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这时的儒家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和宗教化的儒学。第三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复兴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此时的儒学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为己所用。第四阶段是以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代新儒学。
然而在儒学的发展中，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在当时情况下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对儒家学说简单的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
于是，在当今社会的中国文化复兴，汲取了经验，与现代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儒家学说再度热起来。孔教运动、读经运动、国学与国学院、“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孔教会和官方的祭祀活动的进行，正是当今社会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对儒家学说的宣传的形式。在新的儒学宣传下，复兴中国文化，我们要明白到此时的儒学是大众的儒学，要用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儒学的核心“仁”和“礼”，要赋予新的内涵去看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的法的内容，践行大众儒学从修身开始。
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文化复兴是必要的，如今中国的文化复兴是为了推进世界文化的整合。
纵观中国思想史，再看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除了兴起“汉语热”、“孔子热”，我们同时也体味到了《易经》的思想，诸子百家的思想的深入，还有中医热、气功热等等。他们所代表所蕴含的中国文化随着这样一股股潮流而得到了弘扬。在中国哲学方法被重新认识以后，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机遇，现实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再回过头来看古代社会两次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复兴。这两次文化复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它们的前代，都是被文化相对于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造成文化失落的境地。唐代的前代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国家分裂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经隋的统一到唐代的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唐代初期诗歌的兴起，为文化复兴带来了机遇，到了韩愈时，已具备了文化复兴的条件，古文运动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唐代的文化复兴即古文运动不是在唐朝刚刚统一中国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100多年后才被韩愈提倡而兴起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确起到了它所期望的目的；宋代自北宋的程灏程颐及南宋的朱熹倡导的理学运动，同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宋代之前，有五代十国时期，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文化自然受到了冲击和消弱，宋统一中国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文化复兴带来了机遇。宋代的理学是以二程开先河，首先以研究《易经》为主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著有《易传》；到了朱熹时，他不但挽救了易学中频于失传的图表，还有研究专著，这就是，他命蔡季通到四川，在西蜀隐者处购得太极图像，并著有《周易本意》，朱熹继承二程的学说，使理学得以完善，起到了文化复兴的作用。
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复兴的举措，在当时是可行的，而现今的中国文化复兴，则不可能与之相同。原因很简单，唐宋时期的文化复兴，只是简单的失落和消弱而已，只要有针对性的在教育上实施严格的教材和统一的考试制度，是可以得以纠正的；而现今则不行。
当今中国文化复兴，是在诸条件都具备之时，结合中国的现实实际，提出的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复古，是在对中国思想有了全面的认知，对中国哲学方法被重新认知而展开的，还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挽救当代中国文化的由自己本民族造成的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