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海淀工人文化宫观看《冈仁波齐》，近两个小时的片子，与其说是电影，其实更像纪录片。本来是抱着对藏文化的好奇而去，观后的思索却远远超出了文化理解的层面。
《冈仁波齐》围绕一群藏民以“磕长头”的形式去往拉萨和冈仁波齐神山的朝圣之旅展开，从起因讲到结束，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人物也都是starred by themselves。这种真实给人的震撼极为强烈，观影过程中惊叹声不绝于耳，看看其他影评，似乎多是感叹和赞美信仰之圣洁虔诚。我看这部电影，倒是想了很多虔诚背后的事。
到底是什么让教徒如此虔诚以至于甘愿承受肉身的苦难呢？这是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对神灵的笃信。但这个答案不完整，笃信神灵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两种补充，一是笃信或者说希冀神灵能够帮助实现自己难以实现的愿望（比如电影中希望赎清前半生屠杀生灵的罪孽），二是享受宗教教义所宣传的崇高美好的价值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和道德俯视感（例如把“人间众生的平安幸福”作为愿望之一这个做法让人获得极大的满足）。可以看到，二者都带有极高的价值感，也就是说都似乎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换取。这样一来，为这些做出牺牲、经历磨难，似乎都在促成它们的实现（当然，这也许是一种错觉）。在藏民们“暴霜露，斩荆棘”，风餐露宿，历经千难万难的时候，心理上获得了“梦想照进现实”的满足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感动了神灵（因为我无法证明神灵的存在），但显然他们感动了自己。在我看来，对这种心理慰藉的渴求，才是他们虔诚的根本动力。
可是为什么藏民们能够做到如此虔诚，而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呢？电影中壮丽的西藏风光似乎给出了答案。越是苦难艰难的地方，越容易产生虔诚的信仰。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几乎都是在人人感慨“平生不得意”的年代盛极一时。看似难以摆脱的艰难困苦和难以掌控的无常命运使得处在这些境遇中的人们如同玻璃瓶里的蜜蜂，宿命论和因果观在巨大的无力感过后产生，然后放弃挣扎，以信仰为生活的滋养，心安理得。越是水深火热，所需要的慰藉越多，也就呼唤着更为虔诚的信仰。这或许是虔诚的起因。
这样的虔诚又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呢？毕竟后来的一代代不必面临同他们父辈祖辈一样开天辟地的艰辛。这可能就要用社会学的视角去解释。行为源自选择，选择源自观念。我们的观念，终究跳不出我们的文化。你以为自己特立独行，思想异于常人，殊不知所谓你的“独家思想”正悄悄藏在某一本你未曾翻开的书中。后人的思想中总是有前人的微光，我们的观念，说到底都是文化背景社会经历赋予和促成的。生长在那样的宗教色彩浓厚的社会，每日听着佛经入眠，虔诚笃信并不是什么需要刻意培养和劝说才能使之做到的事。正如日本武士切腹殉国、印度“贱民”甘愿受到歧视那样，有些我们为之大惊失色的东西之于被那种文化浸润中的人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我们的习以为常，也或许会是某些人群的不可理喻。这种虔诚的传承，就如同语言、饮食习惯的传承一样，是潜移默化的。藏民们的虔诚，也许多半不是来自于对教义的认同，而是一种文化习惯罢了。
藏传佛教为代表的比较原始的宗教有个共同的特质：许多真实存在的自然景观也被奉作神灵——片名“冈仁波齐”就是一座“神山”的名讳。冈仁波齐不仅是神灵，它还有确切的年龄（片中提到的“今年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这种由对自然的颇为原始的敬畏滋生的类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当下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智慧”，被认为有很高的价值观意义。但我认为，实际上这种观念是在人类历史上时隐时现的——人对于自然经历了一个由从命运和寿命受其控制而产生的畏惧到似乎初步摆脱控制自然的欣喜狂妄，再到重新认识自然力量的强大因而重回敬畏的循环。并且这个循环周而复始，无限轮转——毕竟人类至今难以战胜自然。这样看来，所谓“敬畏自然的智慧”，根本不是人类心甘情愿的主动选择，而是不自量力一败涂地之后得到的残酷教训和“逆天而行，不得善终”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似乎远在云端的抽象问题上絮絮叨叨，显得颇俗，此时尘世种种倒雅致起来。看藏民们朝圣路上遇山开道，遇水架桥（其实他们仍然选择磕长头过泥泞和水塘），怀孕的女人朝圣路上分娩过后再回来磕长头，车坏了就把车头卸下来人力拉着，拉一段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磕长头磕过来，没有钱了就停下来打几个月工再前行……想象如果亲身经历这些，我大概很难心如止水、云淡风轻。焦躁的根本大概来自于下意识的急切，习惯了赶着做完手头的事，又奔赴下一个任务。可是对于他们，信仰是没有期限的，因此也不必着急完成。那么我们的生命里，有没有什么没有期限的任务呢？想了很久，恐怕唯有生命本身，它是同呼吸同时结束的，大概也相当于是没有期限。因此，其他都可以赶着做，唯有这一生，不必急急忙忙度过。不妨一步步走得从容，因为每一个当下不过是能够抓在手心的生命一刻，无论带着泪还是笑，都成为独一无二的一帧，录入已经度过的时光。那便用一句烂俗却切文的话吧，“慢慢走，欣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