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

知道他的人都知道他。

不知道他的人，也肯定听说过一句话：“人走茶凉。”是的，这话出自汪曾祺。

在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有句唱词：“人一走，茶就凉。”《沙家浜》就是汪曾祺改编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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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祖父

汪家原是徽州人，后来迁居高邮。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末的拔贡，因那时废科举改学堂，他没有考取更高的功名，而拔贡是做不了官的。

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当时祖父手里大概有两千多亩地。他不仅有田产，而且是个有名的眼科医生，在高邮县里有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

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祖父生活简朴，除了喜好一点好茶以外，饮食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爱吃鳝鱼汤下面条。下好后，鳝鱼捞出来便是酒菜。每顿饭总要喝一茶盅酒，没有鳝鱼，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饭桌上从未见过第二道菜。

父亲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艺。

汪曾祺的父亲继承了汪家祖传，以医眼睛为职业。

父亲性格温和儒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年轻时是个运动员。那时，他既在足球校队踢后卫，又是撑杆跳选手，还曾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名。他还练过拳，练过刀、枪。

据说，在汪曾祺初中毕业那年，父亲陪他到外地投考高中时，在小轮车上，一个初来的侦缉大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钱财。父亲上前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

父亲非常喜欢汪曾祺，汪曾祺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就让他就和自己同睡。

汪曾祺到江阴投考南菁中学那年，是父亲带他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祖父就点了一支蜡烛，见了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醒来，席子上有很多蜡烛点子，汪曾祺这才发现父亲一夜没有睡，这件事让他记了一辈子。

母亲

汪曾祺的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汪曾祺的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又相继找了2个老婆。汪曾祺的第一个继母，姓张，也死于肺病，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以下摘自汪曾祺的散文《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

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

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

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

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她姑妈长大的。继母身体不好，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草药给地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了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

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

她死于肺病。

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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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经历

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家里人怕他长不大，按当地民俗，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和尚庙、道土观里都记了名枣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鳖”。

1925年，汪曾祺人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这个幼稚园只有一个女教师，名叫王文英。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对汪曾祺，她是老师，也是母亲。56年以后，即1982年，汪曾祺回到故乡，特地去看望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

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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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婚姻

汪曾祺的妻子是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施松卿。两人虽为校友，但却不是在校内相恋。

施松卿，1918年3月15日生于福建长乐大宏。

施松卿的父亲名叫施成灿。

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其父亲随唱戏的祖父到马来闯荡，她父亲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日子才逐渐安定并慢慢变得好起来。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决心让儿子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学有长进，考上了“医士”。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施家的日子进一步变好。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了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施松卿小时候的生活很不安定。她跟随着妈妈，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她的小学、中学是在福建老家、马来亚和香港相继读完的。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不久感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这期间得了肺结核病，难以跟上课程，便在一年后转到了生物系，想向医学方向发展，以期有朝一日继承父业。但生物系的课程也不轻松，而这时，她的肺病趋向严重，其时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无奈之下，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重回学校后，施松卿改读西语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施松卿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无法对她给予正常的经济支持，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

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

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汪曾祺和施松卿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到了内地。汪曾祺去了上海，经人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也匆匆辞职去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半年无着，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言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还是在沈从文先生的帮助下，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个容身之处。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1950年初夏，即将随军南下之际，汪曾祺与相恋六年的施松卿才结了婚。二人的婚礼非常简单，却甘之如饴。小照相馆里一张结婚照，汪曾祺身着刚发下的绿军装，眼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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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造诣

汪曾祺的作品用平淡的笔调，朴实的语言，写身边的人和事，容易读懂，容易模仿，他就如一个慈善的老人，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向你娓娓道来。

汪曾祺的作品是人们烦燥不安的镇静剂，是困苦哀怨时的安慰剂，是迷茫无助时的清醒剂。不管你处于人生怎样的阶段，都可以从他的文字中吸收营养，获得力量。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的并接。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在国内政治运动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国内政治运动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这是汪曾祺自19岁离乡后，相隔40年第一次回高邮。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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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幽默

1981年初，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一炮打响，为他赢得巨大荣誉，与此同时也引来许多人的猜测。有人见汪曾祺对寺庙生活那么熟稔，就怀疑汪曾祺是否当过和尚。于是，汪曾祺在《小说选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受戒〉》一文。文章开头一句便是：“我没有当过和尚。”《汪曾祺自选集》重印时，汪曾祺特意写了后记。后记中他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

1987年10月，汪曾祺应安格尔、聂华苓夫妇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州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期间，汪曾祺受邀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美国著名大学做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有一次汪曾祺参加一个名叫“创作生涯”的主题演讲会，结果被安排最后一个发言。汪曾祺不慌不忙地走到演讲桌，开口便说：“最后一个发言是困难的，因为大家都已经很疲倦了。这要怪我倒霉的姓，姓的倒霉的第一个字母——W。不过大家可以放心，我的发言很短。短得像兔子的尾巴”。

1991年的秋天，汪曾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高邮。回乡的第二天，汪曾祺出席了家乡文联的一次征文活动的颁奖会。晚间，几位获奖者去酒店拜访汪老。开始大家很拘谨，都不敢开口说话，汪老便主动打破僵局，问他们都写些什么。于是有说写小说的、有说写散文的，还有说写诗歌的。听完大家的陈述，汪老出人意料地说道：“哦，没人与我同行。”大家听后，有些摸不着头脑，疑惑地看着汪老。汪老这才笑着解释道：“我的本行，是戏剧嘛。”大家闻言，不由得都为汪老的幽默而会心地笑了。

汪曾祺写过一篇短文《谈幽默》，只有630字，却很有趣。文章开宗明义：什么是幽默？“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认为，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特色，更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道德品质和智慧修养的具体反映。所以，他在文中说：“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因为我们老“挤兑”他，他就说：你们对我客气点儿，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我们就说，老头儿，你别臭美了！然后他就跑了，一会儿又出来了。“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的，我们这些子女全都欺负他，孙辈也欺负他，我妈妈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但是他乐在其中。”

有一次作家邓友梅收到汪曾祺寄来的一个大信封，拆开一看，是一幅画——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的，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邓友梅夫妇猜了两月硬是没猜出来。后来他们见到汪曾祺，邓友梅就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才出来。肘子不吃了，你快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汪曾祺听后，冲邓小梅一笑：“牙膏！”

汪曾祺的女儿有客人来，汪曾祺于是亲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蘸上蜂蜜，插上牙签。结果客人一个没吃。”汪曾祺的女儿抱怨说，说还不如削个苹果。汪曾祺不服气了：“蜂蜜小萝卜，这个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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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文章

关于西南联大

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关于金岳霖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关于沈从文

我（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

关于老舍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从早喝到晚的吗？”

《水果店》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美。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

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做饭》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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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金句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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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说

沈从文评价汪曾祺：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汪曾祺的人生可以说同时期的苦难，哪一波的来袭都没放过他，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奋笔疾书、奋起反抗，他选择的是默默的承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有人说汪曾祺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江浙人特有的人格品质，不急、不闹、不偏激、也不妥协，带着一丝丝的狡黠。

但是汪曾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他的不求显贵，不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是岁月沉淀后的生存智慧。

不止他的文章、他的人生关键词也应该用“不着急”三个字来概括最恰如其分。他60岁才写出自己的成名作《受戒》，而他自己却一直坚持，他是要进入文学史的人物。这不是老来的智慧，是年轻时候的一点一滴的接受和融入的结果。

走过苦难，成为笑到最后的人，他有着非一般人的智慧和忍耐力。在纷乱的世间，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而那些幽默、风趣的轶事构成了他人生长久的基调。

在苦闷、焦虑、烦躁的时候，读一读汪曾祺的文章，越读会越爱不释手，他的文章字句短而雅致，用白描，写着市井的事，街头巷尾的人，生动有趣，让你放下对名利的执念，发现当下生活的美好。

汪曾祺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不带强烈的爱憎，但却有着分明的感情，匆匆过客的人生，愿意为平凡的生活驻足观察，然后诉诸笔端清逸的文字，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回归生活本身的大智慧。

我愿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只与他一人的文字作伴，感受苦难磨不平的人性美好。你呢？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