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我们学习一部经典，首先要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在什么历史环境下为了何种目的而写的。通过了解孔子其人其书，进一步了解其道。但是我们这里不采用这条道路。我们为什么首先要关注《论语》是一部什么书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论语》这部书的界定和以往大有不同。
《论语》一般而言是儒家经典，是孔子弟子整理的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论者，纶也，撰也，是经纶、论撰的意思；语是论述、答述的意思。合起来，《论语》就是经纶世务的答述，或者孔子答述弟子的集子。宋儒把《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拿出来合为四书。但是，我们这样去理解《论语》这本书是不够的，因为以上对《论语》的介绍都是中国文化圈以内的解释，不具有现代意义，没有从哲学精神的角度去审视。
我们都清楚《论语》是一本圣人的书，对几千年的中国影响甚巨，以前被奉为经典，放在极高的位置上，尤其是元代以后，因为科举制，《论语》的地位日益提高。但是现在，这本书又没那么重要了，中小学、大学的编制中，《论语》不是一本必读书。很多中国人对《论语》并不深解，全文读过的也是少数。如今我们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论语》这本书又是绕不过的。那么我们不禁心中生疑，《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在现代乃至中国、世界的未来发展中还将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占据怎样的地位。如果不在这个层面回答《论语》是什么书，那么之前的那些介绍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它是儒家经典又怎样？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又怎样？是四书之首，又如何？过去影响力甚大甚深又如何？和我们、和现在以及将来又关系吗？
过去，论语是一本圣贤书，解释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但是现在不够，什么是圣贤书？圣贤书又怎么样，和我有关系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答。黑格尔看到《论语》的时候曾很不屑地说，《论语》上不过是一些道德常识，可以在任何民族的书中找到，甚至可以找到更好的。那么《论语》是不是一本道德教条、道德常识的合集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说它是儒家经典，是四书之首，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就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但是黑格尔对《论语》的评价，在高度上要高于我们一般的对《论语》的评价，它涉及到了《论语》，甚至所有圣贤书的本质。
《论语》究竟是什么书？论语不是思辨的，是缺乏系统论证的，其思想范畴也往往并不涉及到万物的本原，总之，它看起来很不“哲学”。我们在《论语》这本书里找不到任何自然知识还有自然哲学。仅有的几处是子夏所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小道”，还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樊迟学稼”，不过这些到底是不是科学另说，即便是科学精神也不过是次要的东西。这本书似乎对自然、客观事物的规律及其知识，毫无兴趣。殷海光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对科学、自然规律没有兴趣，更多的是人事专家。如果圣人是人事专家，那么圣贤书就是人事专家的关于人事的学问，那么《论语》可以认为是一部人事学书籍。但是，我们是不甘于“人事学书籍”这样不伦不类的结论，而中止我们的讨论的。《论语》这部书，没有客观知识及其方法，可以说是一部非科学的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是非科学，但不是反科学。《论语》虽然不探讨科学问题，但是也没有反科学的知识。因此，我们说《论语》是一本非科学，但不反科学的书。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科学能否揭示全部真理，或者说所谓追求真理是不是仅仅是指以科学方法追求真理？这个问题，亦等同于问，《论语》作为一部非科学的书，是否可能包含一些科学所不具有的真理？大学的学科建制中，虽然把文学、古典哲学和历史，编入社会科学，但是一般从事文学、历史、哲学工作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学问称为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由此我们便注意到，《论语》是部什么书，这个问题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回答。
下面我们牵扯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宏大，因为学力的限制，我姑妄说之，各位姑妄听之，我们做力所能及的讨论，而不做学术的定论。请各位以谨慎的态度看待下面的思考。
假如，我们信奉科学万能论，认为所有的真理将由科学揭示，那么《论语》作为一部非科学的书，即说明它本身的意义不大，和真理的进一步展现没有重大关涉。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民族两千年来的生活和学问，的确是落后的。为此，第一，在情感上，恐怕很多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观点的。那么这些人所面临的任务要么是扭转自己的感情，要么是证明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第二，在情感上，已经认为无道可卫，认为《论语》落后就落后，认为两千年文化无关于民族自豪感，那么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发展科学，并致力于由中国人领先科学；并警惕任何妨碍科学发展、导致科学落后的因素，进一步论证科学万能论的真理性。这两种人，恐怕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我即是在情感上不认可这种观点，同时亦不打算扭转自己感情的人。我的任务，或者说和我同道的人的任务就是证明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至于怎样证明，这已经超过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然而在实践上，我们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科学以外的地方来了。
假如，科学不能揭示全部真理，亦即《论语》或者别的圣贤书之所以几千年来永保其伟大，乃是因为她们具有科学所不能具有的真理。那么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尽快并合理地揭示出科学之界限和不足，重新发现并弘扬《论语》和其它圣贤书的真理性。因为我们是反对科学揭示一切真理的，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论证这种观点的错误，更紧要的是揭示《论语》中非科学的真理，并为非科学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划界。
那么《论语》究竟有什么科学所不具有的真理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将是本文最重要也是最终极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科学所具有的真理是什么，再从一般的理解出发，审视《论语》一般的真理性，然后比较两者，最终划分各自明确的界限。
什么是科学？“科学”从英文science翻译过来，该词又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本来的意思是知道、懂得或知识。科学的意思，即分科的学问，主要通过经验获取客观知识，通过逻辑思辨推理出未知。我们概括为关于客观事物的经验总结和抽象理性的逻辑推理。科学是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是关于对客观事物的抽象的逻辑的知识。《论语》的真理是关于道德和伦理的。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科学的真理中似乎没有道德的真理，而道德真理中亦没有科学的真理。科学无法告诉人应该如何，而道德不能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
这样我们便联想到著名的休谟难题。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提出一个“是/应当”问题，认为事实与应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休谟问题导致了科学与伦理的分道扬镳，学者为此忧心忡忡，他们觉得价值从此缺少了事实性基础，变得不牢靠了。有些哲学家试图提出“是”推出“应当”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没有圆满解决休谟问题。不过当我了解到休谟难题的时候，却喜不自胜！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也所幸不是一回事儿。从科学的角度看，价值性判断缺少了事实性基础和相关的论证，看起来不科学了，因此忧虑万分；而从我们所提及的《论语》中的道德真理来看，价值性判断和事实性判断唯有属于两源，才可能说明《论语》的道德真理性是足够自立的。也就是说，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真理，而道德是关于应该的真理。《论语》作为非科学的真理，不是别的，只是关于“应该”的真理。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破解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原理。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应以其是否可以被证伪为原则。比如，我说太阳从东边升起，这是一个可证伪的判断，因为如果明天太阳从西边升起了，那么我的理论就被证伪了，被证明是错误的。相反，当我说我明天将有好运，这个判断却不是科学的，因为就算明天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人们也可以做出新的解释来理解这种倒霉，其实不是坏事，总是无法确切地证明明天有好运是肯定错误的。那么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被证伪，除了糟糕的、无聊的占星学之外，道德呢？善呢？我欲诚信、我认为以宽仁待人是应该的，这些是否可以被证伪呢？
我们发现，这些理论不是不可以被证伪，而是不需要被证伪。可证伪原则只有针对事实性判断才有意义，这就是它的限界。超出了这个限界，可证伪原则或错误，或者根本就不对不错，只是无意义。
事实与价值各有一源，那么真理的统一性似乎遭到了颠覆。我们一般认为真理应该是一源的，完全统一为一体。如果说事实的源头，是物理学研究的对象；那么价值的源头是什么？岂不是要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中么？这个问题我们先搁置一下，留在后文。
现在我们先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学问，总的来说，无论道家、儒家还是佛家（佛教的中国化），可以统一归于“圣贤之学”这个大概念中。近现代以来，圣贤之学衰落式微，非但儒学如此，诸子百家一损俱损。在“圣学”的大概念中，《论语》不再是《论语》自身，也不再是儒家经典，而是全体中华学问——圣学——的一个代表。前文说到，《论语》的真理性主要在于道德性。它是关于应该的学问，和关于事实的学问——科学——是并驾齐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某种可能的意义上，圣学和科学是并驾齐驱的。
“并驾齐驱”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内涵之丰富，恐怕超过我们的想象。黑格尔说对了，《论语》是一部关于道德的书，但是《论语》又绝非仅仅是一本关于道德的书，或者说黑格尔小看了道德方面的真理的地位。我们说道德和科学、价值和事实、圣学和科学是并驾齐驱的，这话说起来容易，证明起来却难得很，行动起来更是难上加难。试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道德上的用力和在科学上的用力是等量级的吗？我们对人类价值的学习、关注和对事实的研究、探索、利用是同等尽心的么？圣学式微百年，科学兴起于全世界，此消彼长，完全看不到两者并行的倾向，可见这话意义重大，不能轻易言说。
我们这里只是窥到一点。这一窥也来之不易。梁漱溟在那个中西文化冲突最大最剧的时代，给出了他的思考：他将中、西、印度三方文化，划为三个路向，即奋力向前的西方文化路向、居中调和的中国文化路向和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路向。很多人以为梁不很懂得哲学，也认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算不得很精微系统、逻辑严密的哲学著作，但是我却认为梁的思想博而大，宏而正。我们所窥到的科学与圣学的并驾齐驱，正是先生所说的中西文化路向不同。即，科学与圣学的并驾齐驱，不是学问的同等、不是文化意义、作用和地位的同等，而是路向的并立。也就是说，科学和圣学不是三只羊和一头牛的等价关系，而是近似于东西南北这样完全均等均质的关系。我们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或者科学优于圣学，或者相反，不是在说三只羊的价值高于一头牛的价值，而是在说西边优于东边，北边优于南边。于是，我们说，西边优于东边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因此，学不必问中西，学是可以中，可以西的，而且也许还必须是中西结合、中西两可的。
因此，我们认为《论语》不能被看做是一本中国的书，一本中国儒家的书，而应该是一部世界的书，一部人类的书。其中所载的道德真理，与科学知识一样，对人类来说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论语》的再发现，与其说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如说是对整个现代化历程的修正和改良。《论语》不是一个可怜虫，乞求被现代社会接纳，并改变自身来与现代社会兼容。《论语》是一股春风，她要让荒芜的现代社会绿遍山野，万紫千红。她是来改变现代社会的，不是来被现代社会利用的。但是，过去的《论语》却也是吹了几千年的旧风，并不能直接改变什么。如何旧风换新风，才是关键。
归结起来，《论语》是一部蕴含道德真理的书，却也同时是一部太老的、落后于时代的旧书。我们暂没有证明道德真理确实存在，没有驳倒科学可以发现一切真理的思想，这不是一个急迫的、非做不可的事。因为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懂得道德真理和科学真理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了。我们现实中活生生的生活，科学能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吗？科学能回答我应该更尊重、更诚信、是否良知更安得问题吗？科学是否能告诉我们该如何爱我们的孩子、忠诚于我们的伴侣呢？科学是否要求我们善、要求我们孝？爱和道德的问题，本来就被绝大多数人认为和科学问题本身是相区别的。问题在于，科学的问题有无数精英探究，而道德的问题，也就是传统圣贤之学语境下的士，几乎濒临灭亡。问题还在于，无数门专业的科学提供给我们知识，却唯独没有一门关于爱情、友情、亲情、兄弟情、爱国情的学问，这难道不是很奇怪么？为什么唯独没有一门学问、没有一位名师教导我们如何爱？爱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朋友、国家，难道不重要么？
所以，《论语》如果被看做是道德常识、儒家旧伦理的学问，那就完全没有认识《论语》。《论语》是一本教人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女朋友、兄弟姊妹、邻居、兄弟、同事、客户，还有教我们爱国的书。如果这么去看的话，谁不得读一读她呢？谁不得读过之后，抓紧时间、珍惜生命去和自己爱的所有人去过好每一天更好的日子呢？当顶级物理学家宣布哲学死亡的时候，当他们以为解开了宇宙的奥秘就等于揭开了全部真理的时候，人类研究内心“宇宙”的大门就被挡住了。人懂得宇宙的客观规律，就懂得人心么？就可以得到人类本性最大的圆满么？既然不能，就必须懂得科学的界限，并在科学的界限之外树立些什么。即，《论语》是一部蕴含着道德真理的非科学的书，她是常新的、具有永恒意义；《论语》又是一部两千年的旧书，施行于现代自然有诸多不宜。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知其不宜的时候，也能不忘其永恒常新的真理；在知道学习其永恒道德真理的时候，又能明白古今有别，有所取舍，老树发出新枝。而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论语》的真理性和她积极的一面，我们相信，人类但凡有“应该如何”的问题，人类社会但凡有爱人、和平和谐相处的问题，人类学问中但凡还存在道德和伦理的问题，那么《论语》及其他圣贤书总是应该研究并付诸实践的。
《论语》是一部什么书，似乎已经说完，似乎又没有说完。能力、心力所限，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我不通逻辑，以上多是灵感随意地堆砌，若这篇文章丢了重写，必定是另一种样子。这是《<论语>哲学精神》系列的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