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山、雷泽是虞舜的耕种、渔猎之地，在《墨子》、《史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由于时代久远，历史变迁，人们对古地名难于稽古，便产生传说纷纭。各地名历山、雷泽者甚多，而且大都附会为虞舜的耕作遗迹，为人们所熟悉、较著名的有：1、在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其地有雷首山，又名历山，有舜泉。2、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历山，传说有舜的遗迹。3、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即古潘城地，山上有舜庙。4、在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南，即古雷泽之地，有历山庙。5、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又名舜耕山、千佛山，山上有舜祠。6、在今山东平邑、泗水县的交界处，有古雷泽湖，附近有历山、陶墟、舜帝庙。除上述各地外，浙江永康县南的历山，安徽祁门的历山，湖南桑植的历山，也都传说有舜的遗迹。笔者拟结合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对历山、雷泽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舜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也是古史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他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氏族、部落林立。(1)根据著名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的研究成果，居黄河中上游的部族称为华夏(炎黄)集团，居黄河下游的太昊、少昊、帝喾族称为东夷集团，东南方的九黎族称为苗蛮集团。(2)后世名历山、雷泽者虽多，但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均属上述三个集团。历山、雷泽是舜早年的耕种、渔猎之地，应距舜的出生地不远。因此，明确舜出自哪个集团(部族)，对考证历山、雷泽是大有帮助的。

　　舜的传说在《尚书》、《墨子》、《孟子》、《韩非子》、《帝王世纪》、《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典籍中均有零星记载。但言及舜出生地的仅有《孟子》和《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首开舜冀州人说之端。之后西晋皇甫谧进一步指出：“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3)前两地分别在山西省的永济与临汾，后一地在河北省涿鹿一带，三地均在古冀州的范围内。其后，舜冀州人说影响渐广。到了近代，由于考据学的兴盛，特别是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对舜冀州人说提出质疑，倾向孟子的舜东夷人说。《孟子·离篓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孟子与司马迁除对舜是何地人的看法相左外，其它各项可以互补，舜的耕渔就时之地，《管子·版法解》，《墨子·尚贤》中、下篇，《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训》中均有类似的记载，是确认舜出生地的重要条件。

　　上古时期，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族徽，或称为图腾。而那些有影响的酋长则往往以本氏族的图腾(或族徽)作为个人的名字。由于时代的古远，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逐渐忘记这曾是一个集团的符号，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物的名字。舜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禹等一样，也是族徽，代表着一定的氏族。孙作云先生认为：“舜族以风凰(孔雀)为图腾，但此族人不自称为风凰，而曰‘俊鸟’，后代人又把它写成一个字，就成了‘鵔’字，其义亦为风凰，其读音如‘舜’”。(4)在卜辞中，“俊”字为鸟首人身，历来学者释为舜，“俊”即帝舜，己成为通说。从文献记载看，舜与商族居住在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语·鲁语》载：“商人禘舜而祖契”。禘：《尔雅·释天》云：“大祭”，在殷代专指每年夏季的祭祖活动。可见，商人是将舜作为远祖的。在甲骨卜辞中，也有“高祖俊”的记载。因而徐旭生先生等认为商人“出自有虞氏”。

　　从图腾信仰及近现代学者考证的结论看，商源于山东，是最早融入华夏族的东夷人之一。《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鲁初篇》、《史记·殷本纪》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些文献说明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玄鸟，古人释之为燕，或代以风。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龙风》中指出：“原始殷人是以风为图腾的”，暗示了商与风姓太昊、少昊氏的关系。又少昊以鸟名官，主春分、秋分的鸟官就是玄鸟氏，即少昊部落中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商人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氏族发展起来的。郭沫若(5)及杨向奎(6)、徐中舒(7)、王玉哲(8)等先生均考证认为商源于山东。“殷为东系民族，在中国史学界己成定论”，(9)既然商源于山东，其祖舜自然始居山东，为东夷人。

　　舜为东夷人，除了作上述推断外，从文献记载中也能找出一些佐证。一、《左传·昭公八年》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十一年》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遂国，商汤时建国，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被齐灭掉。有缗，建国时间不详，被夏桀灭掉。两国均为虞舜之后，都位于今山东境内。其中，遂国位于宁阳县西北，有缗位于金乡县东北。二、《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虚也”。考古资料表明，太昊最初活动于鲁南，后迁至陈。春秋时期的陈位于今河南淮阳县境，为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开国君王为舜的后代胡公(伪满)，舜“寘德于遂，遂世守之”，而胡公则封于陈，可见两地两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三、《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尚陶”，《韩非子·难一》也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见舜有很高的制陶工艺。考古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制陶业，达到了原始社会制陶业的顶峰，“有虞氏乃至整个东夷族尚陶”(10)己为史学界公认。人们之所以把东夷人制陶业的进步归功于舜，很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于东夷，名气大的原因。四、《世本·作篇》说：“舜造箫”。箫，古代编竹而成的管乐器，用箫演奏的乐舞，以《韶》最闻名，所以《韶》又称作《箫韶》或《韶箫》。(11)《庄子·天下篇》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可见，箫和《韶乐》均为舜发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扎在鲁国见到这一乐舞的演出时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论语·述而》记载说：“(孔)子在齐闻《韶》”，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齐鲁之地是史前东夷人活动的舞台，在齐鲁听看的《韶》乐演奏，自然是最地道的东夷音乐。综而言之，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二

　　历史上的东夷人活动范围较广，包括今天山东省的大部及苏北、皖北、豫东地区。既然舜为东夷人，历山、雷泽也应在这一区域之内，欲对其进行寻踪，须先解决相关的历史地理。

　　鸣条，《竹书纪年统笺》引《困学记》曰：“舜卒于鸣条，东夷之地，或云陈留平丘县，今有鸣条亭是也”。《元和郡县志》等因其说，清以来的学者也多主张鸣条在陈留平丘说，即今河南省长垣市一带。然《国语》曰：“汤伐桀，桀与韦、顾谒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据此，鸣条近于或曰属于莘地。莘，又称有莘、姺、有亻先，等，故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莘冢集。又《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女戎之虚，桀奔于鸣条”，则鸣条去有女戎不远或曰鸣条属于有女戎。顾颉刚先生认为“有女戎”就是“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12)的戎，也就是《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的戎。(13)戎，故址在今山东曹县东南四十里。由此可以推测，鸣条当在莘、戎故址之间，即今山东曹县一带。

　　负夏，《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的话说，“负夏，卫邑”。但后世学者多认为负夏因雷夏得名，义如负海，应在古雷泽湖附近。卫地负夏应是指齐筑负夏，《国语·齐语》载：齐桓公“筑蔡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此负夏在卫国北部，故址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与舜所迁或就时的负夏应非一地，后者当在鲁南地区。“今山东兖州属古徐州之域，春秋时称负夏邑”。(14)但兖州与古雷泽湖相距较远，似乎不确。安作璋先生主编的《山东通史》则认为“负夏，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内”。(15)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更接近史实。

　　寿丘：皇甫谧说“在鲁东门之北”，(16)即今山东曲阜市东北。丘：《说云》释云：“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又云“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远古时期，黄河下游一带由于河、济、淮、泗水汜滥，水流漫延，地多潮湿，人们多选择高而平的丘地居住，所以，这里的地名多有丘字。曲阜城北有泗水，也存在水患。《淮南子·本经训》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古地名，在今曲阜市北，薄是逼近的意思。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上古时期的曲阜水灾较为严重，地名有丘的史实，而且也含有舜居曲阜之意。寿丘在今曲阜市东北，应无疑义。

　　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也说在曹州滨河，即今山东定陶县附近的古黄河沿岸。河是古代对黄河的专称。(17)但另有两种情况也称河：一种是黄河决成的河道，如《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鸣犊河、张甲河、屯氏河等;另一种是曾为黄河或其主要支流流经的河道，如清河、漳河等。禹导前的黄河流向目前尚不清楚，但《禹贡》“兖州”下“作十有三载乃同”和“降丘宅上”的文字，以及古兖州地区大量称“丘”的地名，反映了该州的水灾重于其他地区，当时的黄河必经兖州入海。泗水流经兖州地区，每当夏季黄河水暴涨，洪水就会流入大野泽、荷泽等湖，然后经泗水入淮，注入大海。这种河水经泗淮入海的情况，史书上多有记载。如西汉天光三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18)元明以后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更是其证。泗水成为黄河泄洪的支流，就有称“河”的可能。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典型龙山文化也是以泗水上游地区最为密集，数量既多，出土的文物也比较精美丰富，而且今山东泗水县拓沟镇一带仍以“陶乡”著称。河滨当指这一地区。

　　从上面论述看，除了舜的卒地鸣条在鲁西南的曹县一带外，舜出仕部落首领前的主要活动地负复、寿丘、河滨均在今山东省曲阜、泗水一带，即泗河的上游地区。雷泽、历山是舜早年的渔耕之地，应距此不远。

三

　　雷泽：郑玄说：“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19)《正义》引《括地志》曰：“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后世学者也多主张此说。“雷泽县，本汉成阳县，古成伯国，因武王封弟季载于成，汉以为县，属济阴。隋开皇六年，于此置雷泽县”。(20)故址在今鄄城县境。其南有历山，即今鄄城东南部的历山庙。从文献记载和历代地理学家的考证看，古代鲁西南地区确有雷夏泽的存在。但此泽不仅距泗河上游地区较远，而且其周围地势低洼，河流众多，上古时代的巨薮如大野泽(今巨野县北)、荷泽(今定陶东北)、孟诸(今河南商丘市东北)等都在其附近，黄河、济水、瓠子、濮水、沮水、荷水等河道也流经此地，是历史上著名的水患重灾区。文献记载，“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21)“水浩洋而不息”(22)主要指的就是这里及其附近。这种自然环境对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制作业均有一定影响，不利于部落的发展壮大。从《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看，(23)舜取代尧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并非“禅让”，而是使用武力，其后盾应是一个人口多，面积广，经济、军事力量很强的部落。今鄄城县虽有雷泽、历山之说，甚至在今荷泽市南还有诸冯的传说，但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虽然说这一带由于黄河古来泛滥、改道，淤积甚厚，有些遗址己不存在，但从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看，龙山文化遗址的确稀少，面积不大，出土的器物也属一般器皿，与势力强大的有虞舜似乎不符。

　　在泗河的源头地区，今泗水、平邑两县的交界处，也有雷泽、历山之说。《水经注》云：“鲁国卞县(秦置，以治春秋卞邑得名，汉属鲁国，晋属鲁郡，故址在今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东南有桃虚，世谓之陶墟，墟有泽方一十五里，绿水徵渟，三丈如减(即不及三丈)”。此泽又名漏泽湖，唐校书郎李潜曾著有《漏泽赋》;宋苏轼在《送乔仝寄贺君》的诗中，有“来看龟蒙漏泽春”之句，漏泽即指此湖。相传，漏泽得名是因“湖中有漏眼，石穴天成。大如车轮，石磴参差，人能步下之八丈余，穴更广阔。……春夏积水，秋冬涸竭，将漏之时，声闻数里。”(24)《黄志·漏泽记》则云：“泽中之穴，怪石嶙峋，外险中虚，容数十百人”。漏眼之说与传说中的舜井比较吻合。关于石穴数目，说法不一，《水经注》云三穴，《齐乘》则云五穴。到清末，石穴己淤塞无存，但湖尚在，“水盈时，周围可二十里。”(25)新中国成立后，雷泽湖西部被改造成泗水县的贺庄水库。东部已干涸，附近村民修起条条台田，播种庄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平邑县对发源于雷泽湖的跃鱼沟进行了彻底治理，裁弯取直，疏浚并加宽河道，增加了泄洪能力。从此，古雷泽湖彻底消失，成为一片良田，但当地百姓仍称之为雷泽。

　　雷泽湖南原有舜庙一座，占地十余亩，内祀舜帝及娥皇、女英。《费邑古迹考》称“立庙于斯，其由来远矣”。庙南有一大村，名舜帝庙。1999年，在村内发现金大安元年(1209年)重修舜王庙的纪事碑一通。从碑文的记载看，此处建舜庙的时间的确很早，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村北泽畔有明时碑刻一通，题曰“雷泽湖”。村南有朱宫村，《费邑古迹考》认为可能是诸冯的讹传，或说诸冯即温泉社诸冯村(今平邑铜石镇南北诸冯村)，此村西距古雷泽湖约四十里地。泽西南是妫亭山，《水经注》云：“盖有陶虚，舜井之言，因复有妫亭之名矣。”《泗水县志》以为妫亭山俗名龟山，其实不然，龟山在雷泽湖的西北，《诗·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注“龟山也”即是。妫亭山南有一丘陵，海拔251米，名历山。《泗志钩沉》载：“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庙记碑》载：“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现历山附近有历山村，传为舜的耕种之地。

　　这处传说较为丰富，很适宜舜神话传说的背景，只是进入文献的历史稍晚，有附会臆测之嫌。其实，这些地名世代相传，由来久远，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古文献中，与雷泽有关的另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就是太昊伏羲氏。太昊、伏羲古文献向来视为一人，“太昊”是当身之号，“伏羲氏”为世代之名，其出生地就是雷泽。《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羲)。”“伏羲母曰华胥，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26)虽然目前还需要没有充分的理由说伏羲生地即此雷泽，但夏商周时期太昊伏羲氏的后裔颛臾国在此泽东约二十里的地方(今平邑县柏林镇固城村北)，却为伏羲原居此地添一例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颛臾即是。

　　《史记·五帝本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天子位，践帝位三十九年。”按此推算，舜在世百年。舜之后是禹，禹传位与启，夏朝建立。据新的《夏商周年表》，(27)夏代的开国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由此可以推断，舜生活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070年，这期间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

　　文物普查资料表明，今泗水、平邑一带分布着众多的龙山文化遗址，而且所发现的大中型墓葬、随葬礼器，与文献记载所反映的舜时期的社会状况，诸如私有制产生，贫富分化日益发展，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等有相仿之处。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目前仅在泗水尹家城发现一座(编号M15)，面积达二十多平方米，有棺有椁，有熟土二层台，出土了蛋壳陶等数十件精美的陶器及四十余牧鳄鱼骨板，同其他小型墓相比，差别甚大。以蛋壳陶为代表的非实用陶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冥器，而是代表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的礼器，是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早期表现形式。(28)鳄鱼骨板也应为鳄鱼皮制木器的残存，根据襄汾陶寺墓地所发现的鳄鱼皮鼓来看，骨板可能是鼍鼓遗存。在泗水尹家城及平邑荆埠等地还发现了扁平穿孔的玉铲、石钺，这种刃部钝、无使用痕迹的铲、钺，实为“礼器”或仪仗之类，同鼍鼓一样也是后世君主或诸侯的专用重器。它们渊于氏族社会末期，起始应是军事酋长权力的象征物。

　　这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存以尹家城一期文化(29)为代表，面貌同青堌堆类型(30)有若干相似之处。青堌堆类型也称作王油坊类型(31)或造律台类型(32)，主要分布在鲁西、豫东地区，这一类型中的许多因素像素面或磨光黑陶，简化成二圆孔的鸟首形鼎足，低流袋足鬹等都同尹家城一期文化十分相似，可能是在其影响下出现的。两地文化关系密切，除了地域上相互毗连外，也可能是同一部族创造的文化。造律台类型，李伯谦先生认为是有虞氏文化，(33)从舜的卒地鸣条所处的地理位置看，这一说法可能性较大。笔者认为，洪水期过后，鲁西、豫东地区淤积了肥沃的土壤，植物生长茂盛，动物繁殖迅速，优越的生存环境吸引了有虞舜部族的西迁。在迁徙过程中，有虞氏吸收、容纳了当地土著文化及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造律台类型。有虞氏在在迁徙过程中，原居地的山名、泽名、地名等亦带到了鲁西、豫东地区。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并在各地发展，为追忆其故乡，遂将当地之山称历山，当地之渊称雷泽。故而言舜之故地者多有之。

　　泗河上游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典型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有虞舜的兴起决非偶然，应与此有深远的历史根蒂，这里很可能就是舜早期的居住地。历山、雷泽当在这里。

　　以上管见，敬请诸方家同仁教正。

　　注释

　　(1)《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夏本记》说：帝舜时，“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邦、国指氏族、部落，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16)(19)《史记·五帝本记·集解》引。

　　(4)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经济》。中华书局，1966年版。

　　(5)郭沫若：《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6)杨尚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6、7合期。

　　(7)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8)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9)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篇。

　　(10)杨尚奎：《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56年第7期。

　　(11)《尚书·皋陶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2)《韩非子·十过篇》。

　　(13)详见《古史辨》第七册下篇。

　　(14)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各地概况·兖州县建置沿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安作璋：《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8)《史记·河渠书》。

　　(20)《元和郡县志·濮州》。

　　(21)《孟子·滕文公上》。

　　(22)《淮南子·览冥训》。

　　(23)《古本竹书纪年》谓：“昔尧德衰，为舜所囚。”《韩非子·说疑篇》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合乎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

　　(24)(25)清光绪《费邑古迹考》。

　　(26)《书序疏》引《帝王世纪》。

　　(2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版。

　　(28)于海广：《山东龙山文化墓葬浅析——兼述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

　　(2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第一次发掘》，《考古》1980年第1期。

　　(30)吴秉楠、高平：《对姚官庄与青堌堆类型遗存的分析》，《考古》1978年第6期。

　　(31)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32)最早使用造律台类型名称见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33)参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作者王相臣系平邑县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蒙山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作者孙静系平邑县博物馆文博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