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黎志
父亲离开我已经19年了。父亲健在的时候我对那样的日子习以为常，后来才慢慢地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健在本身对儿女来讲就是一种幸福。
父亲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爷爷的管家告诉我，当时家里的土地占地约一个生产大队那么大。我没在农村生活过，对这没什么概念。他还告诉我，每逢当地遇到灾荒，家里是要开仓放粮救济当地农民的；若遇到瘟疫，则会到药铺购买大量的中药分发给大家防病治病。此外，家里还在镇上修建了一座电影院。1993年我随母亲回去过一次，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回老家。在镇上，我看见那座风烛残年般的电影院老房子竟然还在。通过这些极为有限的线索，我能感觉到父亲家里在当地应该算是有一定影响的地主了。
父亲上面有一个哥哥，就兄弟俩。也许是树大招风，两兄弟竟然还被绑匪绑票过2次，是家里花了一些赎金之后才放回来的。伯伯大父亲几岁，快解放时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壮丁，后来随部队起义投奔解放军后成了一名炮兵。父亲高中毕业时全国已经解放，也许是受哥哥的影响，父亲也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这样，家里既是地主，又是军属，还收到了当地政府颁发的一块“光荣之家”牌匾。不过爷爷在快解放时便去世了，而我和哥哥则是婆婆一手带大的，直到我高中毕业那年婆婆才去世。
父亲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写得一手好字，那个时候在部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于是部队推荐父亲去西南军政大学（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次年3月，父亲随李德生的12军35师开赴朝鲜。
在部队，父亲是文化教员。但我一直不太明白，赴朝参战那么紧张，一支部队为什么还会配一名文化教员。
1952年10月中旬，“联合国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防守的约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发起猛攻，志愿军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持续43天的战斗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双方随后不断向上甘岭地区增加兵力和重武器，志愿军共击退“联合国军”900多次冲锋，激战持续至11月底才结束。近一个半月的时间，上甘岭的山头被削平了2米。父亲告诉我，整个上甘岭战役，各参战部队减员都非常严重，打到第二阶段，不但他这个文化教员提枪上去了，连部队的伙夫都拉上去打仗了。据战后双方伤亡统计数据：志愿军阵亡11529人，美军则伤亡25498人，可见上甘岭战役之惨烈！
父亲上了上甘岭，和部队的其他战士们一起经历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战役，最后还获得了2枚奖章，这是我最敬佩父亲的地方。
回国后，父亲转业，被安排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这个时候，母亲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父亲老家的一所学校任教，和父亲的表姐是同事，于是父亲和母亲便认识了。
50年代的北京，虽然是首都，但风沙比较严重，而且冬天只能吃冬藏大白菜，母亲去北京探亲时感到很不适应，于是父亲便申请调到了重庆钢铁公司，并在重钢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
也许是因为从小家庭条件以及成长环境的原因，父亲生活一直比较整洁、讲究，非常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准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整点新闻广播，边听边洗漱。父亲还做得一手好菜，也比较持家，但性格有些急躁。家里就我和我哥兄弟俩，哥哥长得比较文静，性格较为内向，小时候胃一直不太好。父母的主要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哥哥身上。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什么原因打过他。我性格则较外向，小时候也比较顽皮，因此没少挨父亲的打。
父亲退休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西南航空公司聘请父亲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又休息了几年后，父亲肺部慢慢的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几次住院治疗后仍不见好转。记得在父亲最后那段时间，每天住院的费用需要500多元，而父亲每月的退休金才400多元。那时复员转业军人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当时母亲的退休金也不高，于是由我和我哥来补贴父亲的治疗费用。由于哥哥经济条件也不是太好，有一次父亲就对我说；“你哥垫的钱我会还给他，你付的钱我就不还你了。”父亲，我哪里想过这些。
那段时间我每周都会回去看望父亲，并把手机留给他便于和我联系。有一次周末，我因重感冒没有去探望父亲，不料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黎志，我要走了”。我一慌，赶紧说：“爸爸，你说些什么呀？我今天重感冒。下周我就回来看望您。”
没想到，父亲已等不到下一个周末。他打给我的那个电话竟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去世19年了，在父亲生前我也尽了一点孝，但远远不够。虽然从小父亲陪伴我的时候很少，在培养教育子女方面也有些欠缺，在我的记忆里也从没给过我零花钱，但每当想起父亲，我仍然心怀感恩。这不仅仅是因为父母给了我生命，还因为父母给了我一个家，而且，父母也给我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在那个年代，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但这个家依然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而美好的回忆。
2022年6月18日 于 父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