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911-），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
《我们仨》是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希望15分钟的时间，可以了解一记时代的回眸：
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
我和钟书照例一同散步“探险”，说说笑笑间，钟书却忽然不见了。我一个人在荒野里四顾寻找，大声呼喊，喊声却好像被旷野吞吃了似的，只留下彻底的寂静，一声一声加深我的孤凄。钟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
惶急中吓醒了，钟书却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我于是埋怨他为什么撇下我，自己一声不响地走了。钟书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同样的梦，我做过很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梦中总是凄凄惶惶地寻找钟书，好像只要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突如其来的电话，带走了钱钟书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
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阿圆的皮鞋，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另一只鞋里塞一个笤扫把。沿着枕头是阿圆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得意得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再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里面翻滚的笑浪。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
可是，就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
对方要钟书去开会。我说，钱钟书生病了，去不了。对方说，他们可以派车来接。一听到这话儿，钟书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起来，阿圆想安慰爸爸，就学了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
可是，没有办法，钟书还是被他们带走了。
终于在古驿道找到钟书，我们仨团聚了
钟书走后，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定，吃不下饭。我怎么能让钟书上一辆来路不明的车呢？直到第三天，阿圆接到钟书的电话，我才停止胡思乱想。
阿圆决定一个人去找爸爸，我只好在家一门心思为她做一顿好饭。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我说：“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他们两个都笑我。这一回，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顿好饭，叫他们出乎意外。
那天，阿圆回来得很晚，看起来很累，却很得意地说：“总算给我找着了。”
我无奈说：“我怕爸爸要急坏了——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也多亏是你接的。我哪里记得清。我现在出门，路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妈妈这只饭桶里，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我给她说得笑了。
第二天，阿圆领着我去找钟书。阿圆说，爸爸现在在古驿道的一条船上，我们母女俩可以住在附件的客栈里，时时去探望他。我觉得这像绑架案，只是没敢说，因为阿圆从来不糊涂。
又是坐车，又是出示证件，又是寻找船的号码。阿圆牵着我，终于在一片烟雾迷蒙的水道上，找到了钟书的船。船很干净，钟书正睡在里面。我摸摸他额上温度正常，一面在他耳边轻唤“钟书，钟书”。
他立即睁开眼，眼睛睁得好大。没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双得很美，只是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圆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
虽然是在古驿道上，我们三人却也是合家团聚了。即使不说话，大家都觉得心上舒坦。
阿圆去世，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那天很冷。阿圆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
她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这回在腰椎，得住院。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全好。”说完，她负痛小步挨向妈妈，靠在妈妈身上，我能感受到她腰间的痛，也能感受到她的不舍。
可是，如今阿圆住院已超过一年。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隔壁病房的谈话。男的问：“她知道自己什么病吗？”女的说：“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一直在惦记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我知道梦是富有想像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握着钟书的手，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梦是反的。”我想到她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医院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她，抚摸着她，她一点不觉得。
终于有一天，钟书问我:“阿圆呢?”
我在他床前盘腿坐下,扶着床说:“她回去了。”
女儿没有了，钟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肠挂肚，以后就不用牵挂了。钟书点头，却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仅痛惜圆圆，也在可怜我。
钟书也走了，我们仨从此失散了
我刚住在客栈的时候，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
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然后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钟书却用一种梦一般温柔的声音对我说：“绛，好生过。”
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越远，就越怕从此不见。
那天我走出客栈，看到一男一女，女的夹着一条跳板，男的拿着一枝长竹篙。我心里一惊，他们手上的东西，分明是钟书船上的。我急着往前走，想在河面上寻找钟书的船。昏暗中，能看到河里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又看不见了。
我们仨从此失散了，家也就没有了。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不寻常的遇合。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圆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能不感叹“人生如梦”？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重温旧梦，我们在牛津大学的求学生活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和钟书结了婚，一起到英国牛津求学。
十月前后，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我由于各种考虑，不得已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我占据了图书馆临窗的一个桌子，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环境非常清静。能这样读书，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人，同样也遭非议。
后来，我们搬了一次家。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端到我的床前。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满面得瑟。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玩着学做饭，钟书想吃红烧肉，我们冒险做成功了，很开心，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那段时期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我们在这一年的暑假，去伦敦、巴黎“探险”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临产前，钟书郑重其事，很早就在医院定下了单人间和最好的男大夫。生圆圆的时候，遭遇难产，我痛得要死却一声不吭。护士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就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好在，圆圆顺利来到了这个世界。刚出生的婴儿都是又丑又怪，钟书却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出院回到寓所后，钟书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好、盛好，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等到圆圆百天，我们辗转来到巴黎大学。
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所以到了巴黎大学我们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
我们两个不合群，又爱惜时间，所以自己做饭。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好看的瓷人儿。
我们仨一回国，就两地分居
一九三八年的八月，我们回国了。钟书回清华教书，船到香港，他就直赴昆明西南联大。等船到了上海，我则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个亲戚接到钱家。这一别，就是两年，期间，钟书不仅给我写信，还为我写了厚厚的日记。
等到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终于辗转回到上海。长久不见，女儿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圆圆神气地说：“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然后，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
后来上海沦陷，沦陷区生活很艰苦。有一个夏天，钟书的学生送来一担西瓜。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次家人聚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得意非凡。原来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静静地看书。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我公公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
我们仨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可是我们失散了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也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钟书说得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一九七四年的五月，迁入学部一个办公室后，钟书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工作之余，钟书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人世间不会有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所。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圆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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