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僧,早期并没有这个说法。二十世纪初,中日学者以三高僧、清初四僧的称呼,大力宣扬这些画僧的艺术成就。从那时起,便以四僧代称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四位僧人画家。
四僧的艺术风格各异,但书画作品皆具真挚的感情色彩,蕴含鲜明的艺术个性,以及各自独特的艺术思想,与当时同时期的四王等画家有鲜明地差别。并对清代乃至近现代书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度受到扬州八怪和海上画派的极力推崇,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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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僧中髡残出家最早,关于他的资料甚少,记述寥寥。髡残本姓刘,字介丘,号石溪、白秃、石道人、石溪道人。湖广武陵人,生于万历四十年浴佛节。与石涛合称“二石”,与明末清初的书画家程正揆合称“二溪”。年轻时为儒生,好书画。
因为个人信仰,出家为僧。程正揆在《清溪遗稿》“石溪小传”中说:“髡残幼有夙根,具奇慧,不读非道之书,不近女色,父母强婚弗从,乃弃举子业,廿岁削发为僧。”这与周公亮在《读画录》“石溪传”中所述:“幼而失恃,便思出家”相异。
依周所言,髡残是因为幼年丧母而有出家的念头,一个年幼的孩童能否有这样的思想活动,值得商榷。再者,周公亮是听他人转述,并非髡残亲口相告。相较之下,程正揆的所述更符合情理。并且他作为髡残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至交益友,与髡残往来密切,可达到熟不拘礼的程度,他们的交往也有着多层关系。
“石溪”髡残、“清溪”程正揆两人同乡,均客居在南京,皆为书画家。清溪为人“骨鲠”,石溪“性石硬,若五石弓”,性格脾性相近。在明末清初,朝政日非,四处烽火之时,二人还有“共事兵火场中,不啻百劫”的相似经历,又都饱含强烈的“遗民思想”,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程正揆的“石溪小传”抒写充满感情,内容详实,可信度也更高。自罢官归里后,他常以书画自娱,收藏丰厚。髡残借此临仿宋元名迹,绘画深受黄公望、王蒙影响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髡残出家后,一直在同乡诗人龙人俨的家庵中修行。在他鼓励下,修习佛法曾广见识,游学南京。当时大社会处在动荡之中,金陵即南京,苏杭等地,聚集了大量躲避战火、兵乱的富庶之家、仕关门第,也吸引了许多“不同产而同游,不殊调而殊土”的文学名士、艺术才俊。抒写着悲慨激荡的移民情怀,书画中表达着归隐山林的无奈与超脱。
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兵祸频仍,髡残为躲避兵乱,隐匿桃源深山之中,度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生活,使髡残的身体大大受损,落下痼疾。
顺治十一年,髡残因非凡的禅学修养,刚直耿介的品性,手到觉浪、弘诸等高僧的赏识,来到南京,修订大藏经。经过四年,对髡残品德、佛学修为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因缘成熟,觉浪禅师终于在顺治十五年,接纳髡残承接衣钵,成为曹洞宗传人,并任命他为祖堂山幽栖寺主持。
次年,郑成功率部大举北伐,进军南京,却因情敌遭遇大败,反清复明最重要的力量只得退至福建。同年,髡残两位最亲近的导师龙人俨、觉浪相继离世。促使他抛开世俗、宗教的牵绊,向“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的书画僧转变。
云游吴越,登寻黄山,为诗文、书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回到南京后,潜心诗画,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旺盛期。晚年更是常年闭关不出,久居牛首山。
康熙六年,程正揆离开南京,髡残失去了亲密的艺术知己,更显孤独。再者佛门也非清静之地,虽然髡残的品行与绘画在文人大夫中获得高度认可,但因为一些僧人无法从他手里讨到画作,恶意纵火想烧死他,髡残险些丧命,也导致笔墨纸砚、书画图籍无一幸免,付之一炬。这也是四僧中,髡残作品的传世量最低,全世界不足百件的原因之一。
由于早年生活颠沛流离,落下病根,髡残的病痛时时发作。程正揆也称他:“善病,若不暇息,又不健饭,粒入口者可数也。”《介大师传》中这样描述他:“石溪身颀面晢,头如白雪,冬夏一秃顶,身臂少受寒湿时作痛,甚厌苦之。”晚年时,病情更加恶化,行动艰难。
病重之际,髡残将仅存的一些物品分赠与人,延请画工按照自己的构思绘制了《罗汉出山图》,并亲书对联“剜尽心肝博得此中一肯,留些面目且图去后商量。”还吩咐僧众,死后将他的遗骸焚化投入长江,自此掷笔不再创作书画作品,这也是几乎看不到他六十岁以后传世作品的原因。
髡残说,在绘画上:“拙画虽不及古人,亦不必古人可也。”他以烟霞为侣,峰峦为伴,从中感悟禅机画趣。借画谈禅,因禅说画。以笔墨结清净缘,深受当时文人的一致推崇,但影响力却十分有限,从学者寥寥。究其原因,当与脾气倔强,寡交游,难与人合这种“自证自悟,如狮子独行,不求伴侣”的性格,不无关系。
总体而言,髡残的绘画受到董其昌的思想影响,以元四家为宗,特别是黄公望、王蒙、吴镇三家笔墨。张庚在《国朝画徴录》中说:“髡残的绘画奥境奇僻,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笔墨高古,设色清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盖从蒲团上得来,所以不犹人也。”笔墨韵味沉着苍古,无穷变化,元气淋漓,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