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僧，早期并没有这个说法。二十世纪初，中日学者以三高僧、清初四僧的称呼，大力宣扬这些画僧的艺术成就。从那时起，便以四僧代称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四位僧人画家。

四僧的艺术风格各异，但书画作品皆具真挚的感情色彩，蕴含鲜明的艺术个性，以及各自独特的艺术思想，与当时同时期的四王等画家有鲜明地差别。并对清代乃至近现代书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度受到扬州八怪和海上画派的极力推崇，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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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僧中髡残出家最早，关于他的资料甚少，记述寥寥。髡残本姓刘，字介丘，号石溪、白秃、石道人、石溪道人。湖广武陵人，生于万历四十年浴佛节。与石涛合称“二石”，与明末清初的书画家程正揆合称“二溪”。年轻时为儒生，好书画。

因为个人信仰，出家为僧。程正揆在《清溪遗稿》“石溪小传”中说：“髡残幼有夙根，具奇慧，不读非道之书，不近女色，父母强婚弗从，乃弃举子业，廿岁削发为僧。”这与周公亮在《读画录》“石溪传”中所述：“幼而失恃，便思出家”相异。

依周所言，髡残是因为幼年丧母而有出家的念头，一个年幼的孩童能否有这样的思想活动，值得商榷。再者，周公亮是听他人转述，并非髡残亲口相告。相较之下，程正揆的所述更符合情理。并且他作为髡残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至交益友，与髡残往来密切，可达到熟不拘礼的程度，他们的交往也有着多层关系。

“石溪”髡残、“清溪”程正揆两人同乡，均客居在南京，皆为书画家。清溪为人“骨鲠”，石溪“性石硬，若五石弓”，性格脾性相近。在明末清初，朝政日非，四处烽火之时，二人还有“共事兵火场中，不啻百劫”的相似经历，又都饱含强烈的“遗民思想”，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程正揆的“石溪小传”抒写充满感情，内容详实，可信度也更高。自罢官归里后，他常以书画自娱，收藏丰厚。髡残借此临仿宋元名迹，绘画深受黄公望、王蒙影响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髡残出家后，一直在同乡诗人龙人俨的家庵中修行。在他鼓励下，修习佛法曾广见识，游学南京。当时大社会处在动荡之中，金陵即南京，苏杭等地，聚集了大量躲避战火、兵乱的富庶之家、仕关门第，也吸引了许多“不同产而同游，不殊调而殊土”的文学名士、艺术才俊。抒写着悲慨激荡的移民情怀，书画中表达着归隐山林的无奈与超脱。

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兵祸频仍，髡残为躲避兵乱，隐匿桃源深山之中，度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生活，使髡残的身体大大受损，落下痼疾。

顺治十一年，髡残因非凡的禅学修养，刚直耿介的品性，手到觉浪、弘诸等高僧的赏识，来到南京，修订大藏经。经过四年，对髡残品德、佛学修为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因缘成熟，觉浪禅师终于在顺治十五年，接纳髡残承接衣钵，成为曹洞宗传人，并任命他为祖堂山幽栖寺主持。

次年，郑成功率部大举北伐，进军南京，却因情敌遭遇大败，反清复明最重要的力量只得退至福建。同年，髡残两位最亲近的导师龙人俨、觉浪相继离世。促使他抛开世俗、宗教的牵绊，向“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的书画僧转变。

云游吴越，登寻黄山，为诗文、书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回到南京后，潜心诗画，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旺盛期。晚年更是常年闭关不出，久居牛首山。

康熙六年，程正揆离开南京，髡残失去了亲密的艺术知己，更显孤独。再者佛门也非清静之地，虽然髡残的品行与绘画在文人大夫中获得高度认可，但因为一些僧人无法从他手里讨到画作，恶意纵火想烧死他，髡残险些丧命，也导致笔墨纸砚、书画图籍无一幸免，付之一炬。这也是四僧中，髡残作品的传世量最低，全世界不足百件的原因之一。

由于早年生活颠沛流离，落下病根，髡残的病痛时时发作。程正揆也称他：“善病，若不暇息，又不健饭，粒入口者可数也。”《介大师传》中这样描述他：“石溪身颀面晢，头如白雪，冬夏一秃顶，身臂少受寒湿时作痛，甚厌苦之。”晚年时，病情更加恶化，行动艰难。

病重之际，髡残将仅存的一些物品分赠与人，延请画工按照自己的构思绘制了《罗汉出山图》，并亲书对联“剜尽心肝博得此中一肯，留些面目且图去后商量。”还吩咐僧众，死后将他的遗骸焚化投入长江，自此掷笔不再创作书画作品，这也是几乎看不到他六十岁以后传世作品的原因。

髡残说，在绘画上：“拙画虽不及古人，亦不必古人可也。”他以烟霞为侣，峰峦为伴，从中感悟禅机画趣。借画谈禅，因禅说画。以笔墨结清净缘，深受当时文人的一致推崇，但影响力却十分有限，从学者寥寥。究其原因，当与脾气倔强，寡交游，难与人合这种“自证自悟，如狮子独行，不求伴侣”的性格，不无关系。

总体而言，髡残的绘画受到董其昌的思想影响，以元四家为宗，特别是黄公望、王蒙、吴镇三家笔墨。张庚在《国朝画徴录》中说：“髡残的绘画奥境奇僻，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笔墨高古，设色清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盖从蒲团上得来，所以不犹人也。”笔墨韵味沉着苍古，无穷变化，元气淋漓，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