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半红枣”。北方的七月中旬，树上的枣子就开始红了。 是碧绿间着淡黄、淡黄透着红晕的那种。

记得四岁的时候，我家从老胡同的旧房子里搬出来，住进村东头新盖的五间土坯房里。房间真小啊，显得院子很大。一直到现在，一想到老家，就想起那个大大的院子。

院子里有两棵枣树。中间的那棵看来有些年头了，树身粗大，树冠占据了院子的半个天空。偏西的那棵小点，估计是老树的根分生的。

据说这两棵枣树，连同这片地，原来都是前邻居家的，后来村里土地归公，统一划拨宅基地，我们家正好分到这里。虽说邻里关系一直不错，又是本家，孩子们吃时令的枣子不算啥，可也不是长办法。当然可以让人家把树伐了，那多心疼呀。也不好白要人家的树，母亲就提议，用田间的两棵枣树换了院里的两棵。

从此，院里的这两棵枣树，陪伴着我们成长，守护着童年，守望着少年，陪我们求学，送我们远行。一直到我们全家都搬到城里，又寂寞地守了小院好多年。

枣树很适合种在院里。家乡的枣树是著名的金丝小枣，发芽晚，天冷的时候，瘦硬的枝条不遮阳光；到了五月，麦子都快熟了，它这才紧赶着发芽，开花，坐果。这时候，在院墙边码好打过的麦秸，在枣树下的阴凉里分拣麦余子（麦秸上残余的麦穗），热扑扑的风吹着，到树下才变得有点凉。枣花开了，满院的枣花香。

后来有同事买枣花蜜，多年沉睡的味蕾被唤醒，老家的那两棵枣树，满树的枣花，满院的香气，一下子在脑海里鲜活起来。

我的家，我的童年，我的难忘的青葱年华呀！

农历的七月初，小枣向阳的一面便开始变白——我们叫“白背”，从这时起，枣子逐渐变脆，变甜，孩子们就开始摘枣吃了。

每天早起上学，总是顺手摘上两把枣子，装在上衣口袋里，边走边吃。农村没有早餐，先上学或下地干活，九点多才开始吃早饭。这两把枣子正好支撑下两节课来。夜里温度低，露水一打，又脆又甜，真是人间至味呀。

早晨时间紧，来不及爬树摘枣。妹妹个子矮够不着，只好仰着脸看姐姐摘。到最后，两棵枣树下半截只剩树叶和晚开的添花结的青枣子，上面则密密匝匝地挂满了红红的小枣。

密密的枣子将枝条压弯，真是“红肥绿瘦”，枣树叶子到了秋天，翠绿成了墨绿，叶片变硬，不再鲜明；而枣子，红得耀眼，红得让人垂涎欲滴。

非常奇妙的是，即使一棵树上，枣子的滋味也不完全一样。那棵老树上最高的一枝，结的枣最大，也最甜，还带着微微的酸爽。上面的枣需要用长长的竹竿绑上钩子，一颗一颗勾下来。

我负责爬树勾枣，姐姐用篮子在下面接，妹妹高兴地跑着捡拾地上散落的枣子，小嘴塞得满满的。奶奶则把摘下的枣子平铺在搭好的竹席上。

美好的岁月转瞬即逝。姐姐上高中住校，这样的欢聚就再也没有了。

过了两年我上师范，家里只剩下最小的妹妹。她已经长得瘦瘦高高，可以自己摘枣吃了。而我们，则只有到了年终放假，在吃祖母蒸的黍面年糕时，才吃到魂牵梦萦的枣子了。

再后来啊，妹妹也到外地上大学去了。母亲多病，搬到城里居住，大大的院子，只剩下八旬的老祖母和院里的两棵枣树，它们也都是有年岁的老树了。

过两年我参加工作，记得那时，学校还放秋假，枣子又熟了，我爬到高高的树上打枣。枣子结得满满的，没有人摘枣吃了，密密的枣子沉甸甸的，老树明显有些不堪重负。

又一年，我因为假期进修学习，没来得及回家打枣。听说，祖母把下面的枣打完了，最高的枝条够不着，就顺着梯子爬到西屋顶上，把上面的枣子摘了下来。

结果，再顺梯子下来却不敢了。还是本家三叔从胡同里走过，看见了在屋顶徘徊的老祖母，把她老人家背下来。祖母对着回到家的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去年还能爬梯子，今年看下面腿就软，下不来了。”那口气，那神态，和很多年后我们的父亲病重期间对自己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相似极了。
那年，她老人家八十五岁。

她老人家九十整寿去世，院里就只有那两棵老枣树了。再两年，老宅易主，我们也不常回去，那个院子，那所房子，连同院里的树，都成为永远的回忆了。

前几天妹妹说，姐，你写了那么多关于老家的文章，再写写那两棵枣树吧。真想念老家，想念那个院子，那两棵老枣树呀。

而我一直不敢动笔，那个院子，在姐仨中我待得时间最长，离开最晚，我和老祖母在寂静的院里，度过了五年中的四个暑假还有三个麦假三个秋假，我的十七八岁，祖母的八十几岁，静静地在院子里度过。

再往后，就是各自奔波，就是自顾不暇，就是祖母的终老女儿家。就是几十年的遗憾，几十年的魂牵梦绕。我怎么敢去碰触这段静静的时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