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与几位朋友搭伴去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这就是一次旅游嘛，所以，去之前只翻开陈丹青先生的《无知的游历》看了看他写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纳亚·波良纳，就出发了。
画家一旦将手中的画笔换成炼字造句的笔，都十分了得，除了陈丹青，像黄永玉老先生，吴冠中老先生，黄苗子老先生，文章一点都不比他们的画作差。即便如此，陈丹青的《雅斯纳亚·波良纳》都不能勾出我心中对俄罗斯的别样情怀。这些年，因为爱上了古典音乐经常会说说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等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至于与我所从事的职业更加切近的俄罗斯文学，已经很少谈及，最近一次与俄罗斯，不，说苏联也许更恰当。最近一次与苏联相关的文学阅读，应该是在西方世界红极一时的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读后说不出的别扭。那种拿自己祖国的贫穷落后去取悦西方的讨好，让我生厌。与此同时，从技巧到内涵更胜一筹的欧洲、美国、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已经汗牛充栋得常让我产生时间不够的惶恐，于是，我不再阅读俄罗斯文学，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将早年读过的那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忘记了。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们就花了4个多小时车程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纳亚·波良纳。原来，阅读和亲历的差别可以那么遥遥，我一走进老托尔斯泰的故居，走在通往老托尔斯泰写作和休憩的两层小楼的林荫道上，喀秋莎、安娜·卡列尼娜、吉提、安德烈、沃伦斯基、涅赫留多夫等等那些出没在《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托尔斯泰伟大小说中的人物，蜂拥而至到我的脑子里，他们的一颦一笑、喜怒哀乐如影随形地陪伴我直到结束托尔斯泰故居的参观。不，当天晚上，回到莫斯科躺在宾馆的床上，还久久不能入睡，读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封面、当年对涅赫留多夫的痛恨、如何漏液排队买到一套《战争与和平》的往事，如一列不会停歇的动力小火车，在我的面前轰隆隆来轰隆隆去，又轰隆隆来。
直到那时，还以为只是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太伟大的缘故。
事实当然不是。
后来到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看到契诃夫、果戈里等等的墓地，在特列恰科夫画廊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画，在阿尔巴特街走进普希金的故居，到了皇村，走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这些地方因为一个人、一群人，总叫我颤栗不已，那时，我知道我以为我忘记的俄罗斯文学，还在我的记忆深处。
既然如此，从俄罗斯回来以后，我试着写了第一篇文章《墓木已拱，但他从未走远》，墓木，列夫·托尔斯泰庄园里那座被茨威格称作“世间最美的坟墓”的托尔斯泰的墓地；没有走远的他，当然就是托尔斯泰。可是，写完了托尔斯泰的墓地，我发现没有走远的，岂止是托尔斯泰！就一篇篇地写下去，作家、诗人、作曲家、音乐家、舞蹈家……一写就是27篇，为了这27篇文章，重读了一些书籍，查阅了不少资料，然而，许多素材都是自然而然地流之于笔尖的，俄罗斯真的不需要我去想起，它就在我的记忆深处，深到我错觉已经将它忘了。
27篇文章，有些我贴到了我在“毒药”的专栏里。这些文章获得的点击率令我诧异之外又让我倍觉欣慰，原来，这么多读者的记忆中都有一个不需要想起的俄罗斯呀。更有意思的是，几篇文章在微信平台上被转发后，上海一家专门传播俄罗斯文化的微信群叫“布洛奇卡读书会”的，几经辗转找到了我，说草婴先生的夫人盛天民老师非常喜欢我的那一篇《我有我的肖洛霍夫》，让我一定去一趟家里，她要送我一本草婴先生的《一个人的遭遇》。
去见盛天民老师的那一天，下着冬雨的上海阴冷得彻骨，我瑟瑟着走进草婴先生的家，迎面就是草婴先生笑得特别温暖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地将带去的花束摆放在照片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拜见完毕，再回到冬雨里的街头，已然不觉阴冷，是因为我怀抱着一摞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和《一个人的遭遇》吗？是或不是，我们青少年时期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获取的营养，能够滋养我们终生，恐怕是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