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管理者
北大考古学毕业的樊锦诗,当初来时,并没有打算长时间就在这里,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好:“只待三年,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然而,却再也没有走,这里需要她,久等她不回的彭金章,决定来敦煌看她,但她依然很坚决。无奈,两人婚后一直两地分居。23年之后,1986年,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彭金章也来到敦煌工作。他和同事道别时,开玩笑地说:“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
樊锦诗对每一个洞窟里的壁画和塑像,如数家珍。看到如今日益增多的游客,她喜忧参半,担心对这些千年洞窟造成难以挽回的损毁。在她的带领下,敦煌莫高窟与高科技结合,形成很多三维视频资料,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视频参观,从而减少进洞窟的时间和次数。
敦煌研究所的建立与文物保护工作:
1944年元旦,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决定,成立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受命管理,他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发现,至少一百多个洞窟被泥沙掩埋,洞窟中壁画、彩塑损毁十分严重。工作艰苦、生活条件简陋,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热情高涨。他们雇了少数民工,与民工一起,整整大干十个多月,在洞窟外修了两米高、两千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泥沙推到戈壁滩上,修补了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还修路、植树。那些围墙,后来被人们称为“敦煌长城”。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中断与恢复:
1945年,抗战胜利后,研究所的人员都想回家,国民党政府经费不足,裁撤了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却不愿离开,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和敦煌莫高窟融为一体了。他最后不得已变卖衣服、靴子筹得路费,回到重庆。朋友们劝他回内地,他拒绝了。尽一切可能,呼吁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保护。
经过一年奔波,他终于说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研究院,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
1946年,他带着几位学生回到敦煌。十几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克服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默默地重新开启修复、保护工作。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中,1943年常书鸿带来12人; 1946年研究所恢复后,段文杰等八人来到; 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临摹,史苇香从四川来。
对于研究所这些敦煌人来说,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
敦煌艺术的保护者,选择这里,是他们心中的理想,选择了远离繁华,选择了苦行僧般的生活,一片云,一朵花,一排杨树,漫天风沙,是他们忠实朋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