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怀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如果传授知识是一种付费体验，那么师与生就该是对等的关系。老师的神性由何而来？

我上初三的时候，临中考前，频繁交各种费用，试卷费，练习费，补课费，乃至油印的资料，一摸黑一手，也要缴费。财务室一个戴黑眼镜留中分头的老师，每次收钱，都用一种睥睨的姿态，扫视我们这些课代表。我就突然想，交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是学校提供服务，而要我们迁就他们呢？

进而我会自问，那些老师，明明靠我们的学费领取薪水，等价置换知识，为什么却要对学生居高临下呢？

今天，我会进一步想，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但教育既然被称为一门产业，那么产业中的从业者，何尝就一定比购买知识的消费者地位崇高。而不是相反，以良好的服务取悦衣食父母？

知识如今是一类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你去“得到”，付费给想要咨询的专家，他就可以尽心尽责提供力所能及的答案。整个交易过程不存在施与关系，客户不需要感恩答主的授业，答主也不必感恩客户的酬报。完全是自愿平等的交换。

看一篇公众号，认为有裨益于心智或者情绪，可以打赏。作者和读者互相说声谢谢，是人际交往的礼貌，并不形而上于道德。

及至想学英语，报考新东方。新东方有很多位名师，但是似乎并不太推崇德才兼备，而是考量授课的效果是否足够好。不够好，学生不买单，学校要淘汰。《中国合伙人》展示的产业升级，就是对人的高置换率。

一个极端的例子，你花很多钱给驾校，但很少有人认为需要表彰教练的师德。

知识作为商品，放进市场，已经有一套成熟的交易模式。为什么落在学校的时候，付费者反而需要支付额外的尊崇，而服务者一方的教师却天然拥有神圣性。用道德规范建立师生不对等的关系？

在古代，很长时间，知识是一种稀缺品。欧洲中世纪，知识只存在于修道院，握在修士们手中，是神学奠立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国王都能不识字，那么对上帝的解释权只有教会拥有，换言之，知识就是一种权力。获得知识，就是分享教会的统治权，这并非单纯的金钱可以购买，而是教会的赐予。凡是恩赐的东西，领受者自然需要付出额外的道德代价，建立依附式的师徒关系。

中国针对知识的传承，有一个词叫做衣钵传人。衣钵就是吃饭的生计，作坊里的师傅把知识传给徒弟，就是把个人生存的技能乃至延伸的权力让渡出去。这不是单纯的金钱可以购买，而需要传授者与受教者的情感互动，以及建立信任机制。否则，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传说中的武学不振，就是师傅的藏私。

回到更正统的文化教育。中国最早的私人学校，是孔子开设。3000弟子72门徒，这些学生中有贵族，有商人，有农人。从孔子门下毕业就能获得不低的社会地位，在诸侯国间投递简历，找份体面工作，完成阶层的上升。知识在这里，同样不单是文明的符号化，而是统治权的入场券。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世家当道。所谓家学渊源，就是知识被门阀们独占。儒学的解释权乃至各种书籍，都被这些世家垄断。九品中正制导致社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固化了阶层上升的通路。如果此刻有当世大儒不藏私，比如东汉的马融，公开社会授徒，就读者自然不单付出学费，而是甘心建立从属性质的师徒关系。这种分享权力的行为有时也会令传授者感到威胁，所以郑玄学得太好，马融就想把他杀掉。

师道的建立过程，就是如此。宋代科举发达，宋真宗赵恒写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读书应考，目的还是拿到升入权贵的入场券。知识始终是一件权力稀有品，愿意开书院授徒的老师，自然不单纯是赚钱，这里有道德的良性建设，也有培植私人关系的真实动机，更有立德立言的儒学价值观。

如是，在公立教育系统建立之后，知识已从权力稀有品变成了学校的职业技能培训。90年代扩招前尚属精英教育，扩招之后，整个教育系统越来越成为通识教育，甚至产业化。教师们要么有公职，吃财政饭，那么除了学费，为纳税人服务也是本分；要么在私立学校教书，就更是直接的等价交易。这个过程中，知识传递者与知识获取者，就该是平等的关系。学生不存在天然尊重老师的义务，这种师者的尊重，更该是教育者个人的道德建设和情感付出。

当许多中学名校为升学率强制学生报考方向，当作坊式的师徒关系被郭德纲们搞得鸡零狗碎，当越来越多的知识机构为消费者提供平等置换的体验，老师作为知识的提供者，已经从天然的神性位置剥离出来。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依靠个人的职业道德与技能提升，在学生成长期中建立良性的影响，这才是获取尊重乃至更多社会机会的正确方式。

备注：需要补充的是，如今之所以教师地位特别是名校教师整体依旧强势，出现很多家长与孩子弱势关系的事件。也是基于教育作为一种资源依旧是稀缺的，许多时候仍属于精英消费而不是大众消费。很多次业主与开发商针对学区房的纠纷，以及学区房的不断抬高价格，也是教育资源不足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校方和从业者的教师，其神性意识自然难以被打破。说到底，教育依旧是一种不很容易购买的阶层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