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主要描绘的是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有人趋之若鹜至死不休，有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也有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

该书作者吴敬梓字子轩号粒民，是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胡适在《吴敬梓传》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吴敬梓“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可以说该书中所描写的儒士都隐隐约约有着作者自身形象的影子，厌恶八股取士喜好载歌载舞饮酒作乐，万贯家财挥霍一空誓死不进官场，穷困潦倒舞文弄墨至死方休。

书中的开篇一首词“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说的便是“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该书开篇的楔子中作者便以元朝的著名画家、诗人王冕作为自古文人骚客的榜样，不慕功名不求富贵，作者以此来表达自己心之所向。但是在偌大的儒林之中，总有那么些人毕其一生追名逐利不厌其烦。

《儒林外史》是一部没有主角的小说，周进一酸腐文人，纵然饱读诗书但终其一生都未能科举中第，却靠着妹夫等人的帮助捐了的一官半职，自此官运亨通提了范进。范进中举便闹出了一幕喜极而疯的笑话，范进出仕鸡犬升天，认识的不认识的儒士只要是跟他们扯得上关系的便都有了日后的人生百态。严监生的故事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段子，“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小号哭起来，准备入殓，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在作者看来，这书中的人物都是科举制度下的受害者，纵使饱读诗书却是迂腐之至。有人厌恶官场，但却能以古之道力争“举业为官乃是正途”。书中的马二先生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儒林中的描绘的那些众生相虽是离我们已经几个世纪之久，但是对于而今的们来说那也是普遍至极的现象。作者认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就现如今的学术界而言，耐得住寂寞认真搞学问的屈指可数也没人能记住，转而出现一种“搞学术是手段，求财做官出名是目的”的现象。而今学术界的价值观不是出现了扭曲而是自古及今亘古未变的一直都是如此扭曲，搞学术自古及今讲究的一直都是出身，像作者说的“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贵贱！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只要你生的好，出身正途，哪怕是个猪那也是光宗耀祖鸡犬升天之日。“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