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道：哲学家从来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是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行动的哲学，正是它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用理性所暗合。从而使这伟大的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经无数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方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的面貌。
回望轴心时代，古代几大主要文化都发生了“超越的突破”。
希腊的超越突破产生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古典哲学，他们将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予以分别并认为现象世界中的一切不过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不完美复制。由于苏格拉底参与现实政治而被处死，使得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人形成了以思辨理性对真实世界进行静观冥想，而不大肯注意现象世界的传统。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不约而同的把超世间与世间清楚的划分成两个领域，西方知识人始终执着于维护永恒价值的存在，而看淡世间的事务。这种外在超越的哲学形式始终保持到近代的启蒙时代才有所改变。
而中国古代的超越突破最为不激烈且是内向超越。在诸子百家看来，世间与超世间始终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最为主流的儒家对世间是持最为肯定的态度。不论是《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还是《中庸》里，“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般求道于人的基本追求，都彰显着儒家那种任重道远、经世致用的态度。即使是清静无为的老庄也同样有着和光同尘、与世同波的现世取向，把价值追求牢牢的放在了世间，只是方法路径不同而已。正是这样的基调奠定了此下两千多年的思想传统，也决定了中国知识人的实用理性。
这种实用理性是一种内向超越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各派思想都没有走向从容思辨的道路，而始终执着对人间世道的探求。长期的农业小生产使得这种探求充满了经验论的色彩。故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异常的发达，人们处理眼前问题时总是着重引经据典、鉴往知来。这种处事态度带给我们稳妥可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许多创新的可能。时至今日，这种实用理性的传统依然左右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说实用理性不好，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优长。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虽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但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的实用理性，所以中国的知识人，自始就是以改变世界作为目标。而这种改变世界的担当行为直到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时才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大面积出现。马克思则是18世纪以后这种行动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两千年来中国的知识人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实用理性，也始终没有放弃对“道”的追求。用“道”的能否实现来判断世间的是非。那么道又何来呢？三代王权，借由天的力量而行统治。统治者通过“巫”与神沟通以明晓天道。而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针对这一传统展开了突破。于是乎，“巫”垄断天人交流的权威被打破。道为天下裂，天道转向人道。旧时，巫沐浴更衣以求神驻体内。此时，诸子则是正心诚意、虚静精一而感通大道。由此而来，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对个人心性得修养。他们所追求的道并不像西方宗教一般有具体教义作为依托，而是百家之道各不相同。但这其中唯一不变的是对个人内心修养的不断精进，因为只有这样道才能得以保证。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强盛。中国人走出国门越来越多，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国人素质的一些指责，诸如：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不等红绿灯等等行为。但我们中华名族自古就有修身明道的传统，现下的国学热，正当其时吧，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抱着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去找寻、继承那些被我们丢失了的优良传统。
正所谓：要想撬起世界，它的最佳支点不是地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是别人，而只能是自己的心灵。要想改变世界，你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