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走了。姥娘就是姥姥，就是外婆，在我们的方言里，第二字是轻声。

    我们娘仨赶早过去。下了车，才觉得那阳光似是斜睨着世间，严肃冷漠。姥娘家的后街上一如往年的冬日积满了一地的水，踩在上面，湿凉的感觉爬满了全身。

    我跟姐扶着娘，拐进姥娘家的那条街，街很短，只有三户人家，竟取名政通。娘开始哭了，这时，小声啜泣或只掉眼泪都是不行的，街坊四邻三三两两立在街旁，会将儿女亲戚们的哭相哭声记在心里，日后再慢慢讨论咀嚼。娘的哭声和喊声让我心头一紧，忍不住落下泪来，风一吹，沿着痕迹便是两条冰凉。

    进门后，先迎出来的是舅，白衣白帽，也是带着哭腔。正屋门外正中方位摆了方桌，桌上是供奉的祭品，那些鸡鸭鱼肉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纷扬的纸灰早已暗淡凝滞。我和姐姐磕完头进了屋。此时屋内哭成了一片，大姨小姨妗子，加上我娘，边哭边喊：娘啊，俺的娘啊！

    是不是只有这样，姥娘才能听得见的？

    姥娘在屋子正中间躺着，着寿衣寿鞋，枕寿枕，盖寿被。那些花色我看了心里发麻。身下一床薄被，被下是一扇门大小的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

    姥娘活了96岁，生在1921年的腊月，死在2017年冬月，她在十二生肖上正好转了八圈。那天坐在姥娘的灵旁，伴着满屋氤氲的香火和飘扬的纸灰，想想1921年——这是个只能让我联想到久远的历史事件的数字，突然觉得这个八圈，真是漫长。屋里很冷，地砖很凉，我的脚有点木。妗子罗锅着腰，在烟灰中穿行，续香和烧黄纸，或是给前来帮忙的准备吃食。

    姥娘没有恶疾，是老死的。听娘说，姥娘的脚趾死掉了，早就开始溃烂，屁股也是，就像死久了的老鼠。但姥娘似乎是不知疼，因为最后的这几个月她几乎是不出声的。娘说幸亏没哎哟连天的，不然伺候的人可受不了。

  伺候的人主要是说我舅和妗子，两个在地里忙了大半辈子的菜农。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姥娘还是健壮的，虽是小脚，但是烧火做饭，下地干活，踩梯子上屋，都利落得很，帮夫妻俩出尽了力。娘说，姥娘疼儿子。穷得吃不上饭的年月，能填饱肚子的好东西一定都给舅留着。每每这时从娘的嘴里是听不出丝毫抱怨口气的，大概也觉得理所当然——舅是老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娘是二姐。再是穷苦，对这唯一的男丁，全家也是尽了力地疼。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子是自家的，闺女终究是人家的。这样的想法也影响了舅，所以连年三好的表姐初中没读完就被迫辍学，打工待嫁。小她四岁的表哥被寄予厚望，有机会一路读到大学，却终因沉迷游戏而荒废学业，大三就被学校劝退。

    命运戏剧地安排，我常这样想。

    姥娘在我的记忆里总是跟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面条和丸子。娘吩咐姐姐和我给姥娘家送东西，二里路，我们多是跑着去，每次完成任务要走的时候，姥娘总是说，你看这俩闺女，这么早呢，我给你们下点面条，吃了再走啊！回回如此，久而久之，我就想，如果不说这个的话，姥娘会说什么呢？吃了饼干再走啊？吃了橘子再走啊？我真的不爱吃面条。负责应声回话的从来都是我姐：不吃了，姥娘。我负责跟着，一声都不应。不仅如此，我连姥娘都不叫，轴的很。所以，更不用提舅、妗子还有街上的那些婶子大娘了，都不叫。总有长大的一天吧，后来叫了，大约是高中，也可能是大学？再后来姥娘就老了，活都干不了了，还要拄着拐杖——那还是我奶奶的拐杖。每逢过节团聚，姥娘不爱吃鸡，不吃吃鱼，只会吃几个丸子，几乎回回如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