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翰·塞尔是认知科学最早参与者和创建人之一,在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心智哲学、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篇对话中,塞尔教授就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人工智能和“中文房间论证”以及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其他重大理论问题表达了他的深刻思想和真知灼见。塞尔教授还对清华大学目前正在开展的认知科学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学术的期望。
本对话的时间在2006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其时蔡曙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塞尔教授进行访问。
约翰·塞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心智与语言哲学米尔斯讲座教授、2004年美国国家人文学科总统奖章获得者。塞尔获奖的评语是:“由于他的努力,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类心智。他的著作体现了现代思想、辩护的理性和客观性,并规定了关于人工智能性质的争论。”塞尔由于他对计算主义和人工智能的批评、他的意向性理论和对意识问题的研究而闻名于世。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相关报道称塞尔为“心智哲学的领军专家”。一位评论家写道:塞尔是一位“近来美国少有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在大学哲学系以外被广泛阅读。不仅他的工作将分析哲学提升到罕有的高度,而且他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作为常识现实主义大众代言人的位置,对后现代哲学,他则是一只牛虻。”
蔡曙山,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哲学逻辑和语言逻辑、认知逻辑和心理逻辑、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著有《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语言、逻辑与认知》等。现任中国教育部认知科学重大创新基地主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蔡:非常高兴见到您,约翰·塞尔教授。我知道在你和中国人(中文)之间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之一是l7年以来在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l7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就追随你,开始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后来,又追随你转到语用逻辑的研究。1998年,我的著作《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出版,2000年,当您得到这本书时,您给我赞扬和鼓励。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保持着联系。我们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有关“中文房间论证”(ChineseRoomArgument,CRA)的故事。1984年,当您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里思讲座(ReithLecture)时,首次提出中文房间争论的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吸引着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众多领域中的很多学者。我知道,CRA是您荣获2004年美国国家人文学科总统奖章三个原因之一。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之处:你从未认识和了解故事中的中国人和中文。有意思的是,在第一个故事中,你当时并不认识我;在第二个故事中,你甚至连一个汉字也不认识。
在开始我们的问题之前,你想先说点什么吗?
塞尔: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有非常伟大的智力传统。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中国与英语国家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更多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国际视野下的全球化发展的良好时期。我们不再有西方与东方的分裂,也不再有欧洲文化与非欧洲文化的分歧。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普遍的全球性之中。我希望我们的交流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那些问题。
蔡:好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上世纪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排斥人的因素的倾向。这种倾向曾经被认为是使自然科学纯粹化和非人化的理想方式。但从2O世纪5O年代开始,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将人的因素重新纳入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例如,在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甚至物理学中,皆是如此。你认为这种新的倾向在新世纪中对科学的发展——例如对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塞尔:是的。我认为在认知科学和对人类的一般研究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前被认为应该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因素,如意识、意向性、特别是内在意向性,又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过去,甚至好几代脑科学家都拒绝研究意识，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并不是适合的科学对象。全部论点所依赖的东西存在着谬误。谬误在于,人们说科学是客观的,而意识是主观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意识科学。这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谬误。客观性和主观性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一种与知识相关的认识上的含义,在这个领域中,科学家们寻求那种不依赖于任何科学研究的主体态度的知识。从这种含义上说,科学在认识论上确实是客观的。但也有另一种意义的主客体区分,它是本体论的,与存在的模式相关。大多数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如山脉、原子、建筑场地;而另一些事物的存在却具有主观实在性,一般而言,痛苦、喜悦、渴望以及意识都是主观存在的。关键之处在于,存在一个在本体论上是主观的领域,即人类意识,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在认识论上客观的科学领域。现在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认识到这一点,对人类意识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现在是开始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时候了。
蔡:谢谢您的深刻评述。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种人类行为已经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它就是言语行为。它已经成为语言学、哲学(特别是语言和心智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特别是自然语言理解)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它们覆盖了认知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你是言语行为理论这个领域中大名鼎鼎的原创性哲学家。能否请你就这种现象发表些评论?
塞尔:好。当我首次进入心智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一般语言学研究语句,而语句是存在的对象。有时,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我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来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来完成的。因此,这种认识业已为我们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它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我们具有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也就是人类活动的理论,这样我们就有一种语言理论,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话,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我曾经致力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当然,言语行为理论也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因为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同一学科的分支。而在语言哲学中,从我们研究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语句这样一种静态的假设中突围出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实际操作。
蔡:因此,我认为在现代语言学中,语言学家们重视言语甚于重视语言,你认为是这样吗?
塞尔:是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索绪尔对此存在误解,当时他说在语言和言语之间存在一种差别,因为当我们从事研究时,我们研究的是语言,而这恰恰是言语行为的操作能力。因此,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语言研究就是潜在的言语行为的研究。
蔡:还有一个原因是,言语比语言更基本。你看,一些民族没有语言,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言语。
塞尔:绝对如此。
蔡: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你知道,心理学是认知科学中活跃的领域之一。以你之见,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结合中,最有希望的领域是什么?
塞尔:是的。有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认知科学与心理学是分别发展的。在认知科学中,心理学仅仅是一个分支学科,当然在理论上你也可以认为认知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却是主要的分支学科。认知科学为何从心理学中分离出来呢?历史的原因与美国传统的心理行为主义有关。认知科学的许多奠基人想从行为主义的假设中摆脱出来,这个假设就是,所有心理学的研究都可以按照刺激-反应的方式来进行。我们想要研究刺激引起反应的内在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脑能够参与、处理并输出信息和其他形式的有意义的行为。
现在我认为,最有希望的研究领域就是认知神经科学,而不仅仅是脑的微纳米技术,希望在于认知神经科学,我认为这就是那个将要出现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这倒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继续在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心理学的领域中有所作为。我从前的一位同事就非常热衷于用传统的方法来检验感知,这仍然是有效的,但需要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来加以补充,我认为在认知科学中令人激动的领域之一恰恰就是认知神经科学,特别是在感知、理性、推理论证和理性行为这些传统的认知领域中,所有这些都是心理学的传统主题,但现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因为我们现在对脑理解得更多。当我们对脑有充分的理解后,我们就可以严格地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实质的部分。
蔡:约翰,你描绘了一幅令人激动的图画!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第四个问题。在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的发展计划中,我们选择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这两个子学科作为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学的重点发展方向。这方面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吗?
塞尔:好。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你的选择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们想要做的认知心理学,我称为认知神经科学。你称为认知心理学的领域,我把它当作认知神经科学。任何认知科学中心最好应该是以神经生物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为基础,你也可以将它称为认知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啦,毕竟还有其他学科你一定不会忽略的,例如语言学、认知科学哲学和哲学的其他领域。我猜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忽略它们的。
蔡:谢谢你提出的重要建议!现在我们要讨论的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哲学的。塞尔教授,我们注意到在你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20世纪7O年代以前的语言哲学的发展阶段和此后的心智哲学的发展阶段。我认为你的道路说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英美哲学的发展趋势。你是怎样看待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的?
塞尔:是的。我的工作事实上有三个部分。其一是语言哲学,其二是心智哲学,其三是社会哲学,这是一个我称之为“建构社会实在性”(ConstructionalSo.cialReality)的领域。然后,所有这些领域通过理性研究结合在一起,它们覆盖了我的社会分析的所有三个方面。因此,我不仅有语言学、心智和语言研究,还有社会哲学。现在我正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认为对你将来的认知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社会本体论这个领域的意义。你刚才问到在英美哲学中是否有这样一种趋势,无论如何,我想在一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以语言哲学为研究中心转移到以心智哲学为研究中心。发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语言哲学中正在发生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当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有更多的发现,以及当我们对语言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了透彻的研究时,在心智哲学中也有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了前台。我认为,我们业已从语言转到心智最简明的原因就是,语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智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将先于语言的心智能力搞清楚。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
蔡:约翰,谢谢你给我们这种深刻的思想和分析!第六个问题与此相关。如果我们在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之前再增加分析哲学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么,在英美哲学中就有三个发展阶段。一些英美哲学家主张将分析哲学与后来的语言哲学截然分开,他们说分析哲学已经被埋葬了。但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仍然是分析哲学。你认为这三个阶段是同一个东西,还是认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是分析哲学的新阶段,或者它们与分析哲学有所不同?
塞尔:是的,这正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式。分析哲学并不表示一个主题,而表示一套研究方法,一套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在分析哲学之内,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两个分支,是两个使用分析哲学方法的哲学分支。我是一个分析哲学家,因为我使用分析的方法。我尝试分析意义,分析语言,分析言语行为,分析意向性。所有这些都是分析哲学。因此,分析哲学表示一整套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其中两个分支、两个主题是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分析哲学是某种与所谓的大陆哲学相对立的东西,它与那种更关心形而上学和现象学的大陆哲学相对立。我自己并不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在这样的意义下我是一个分析哲学家:我追求明晰性,我尝试使用分析方法来理解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中的问题。
蔡:可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前期维特根斯坦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区别在于它们的语言基础和逻辑方法。在早期的分析哲学中,我们使用形式语言……
塞尔:不,也不尽然。一些哲学家使用形式语言,另一些却不是这样。我并不使用太多的形式语言,有时候我使用,例如,我与范德维克共同写了一本书《语用逻辑基础》(FoundationsofIllocutionaryLogic)。奥斯汀和斯特劳森实践了分析哲学,他们是我的两位老师。维特根斯坦也实践了分析哲学,他们都热衷于这一事业。早期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都是非常出色的分析哲学家,他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蔡:但后来一些语言哲学家的兴趣转向自然语言,他们放弃了形式语言……
塞尔:不,他们没有。他们仍然继续使用形式语言。今天仍有很多人在做形式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它没有被放弃。是的,语言哲学和数学逻辑正好同时为德国哲学家弗雷格所发明,语言哲学和数学逻辑也是同时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我在牛津,适逢其会地感受了这些发展。正常的、自然的人类语言有很多性质是很难把握的,我的意思是,像言语行为那样的东西是很难用传统的数学逻辑的概念来加以把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扩充那些概念。因此,在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并不存在对立,语言哲学是假设的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
蔡: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典的数学逻辑走向了扩展和变异之路,语言哲学得到了更多有用的工具,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不过我宁愿将20世纪50年代以后乔姆斯基、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与早期的分析哲学即弗雷格时代的分析哲学区分开,因为它们在语言基础和逻辑方法上都非常不同。当然我也理解你的立场,因为它们毕竟都是整个分析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它们与欧陆哲学相对立。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七个问题,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你的“认知转向”中,即从语言哲学转向心智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至关重要的事件,这就是CRA,我们管它叫“中文房间论证”(ChineseRoomArgument)。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和抽象的模型。我写了一些文章把你的思想和模型介绍给中国人,我还想写一本书《语言、逻辑和心智:过去25年来在塞尔的中文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将你的完整道路和伟大思想介绍给中国人。约翰,关于你的道路还有你的CRA,你想告诉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塞尔:中文房间争论提出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当认知科学被创立时,人们克服了哲学中的行为主义传统,并试图审视在大脑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件好事。但相伴而来的却有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认为大脑不过就是一台数字计算机,心智不过就是计算机程序。我反驳了这种看法。你知道我使用的就是“中文房间论证”。抱歉我使用的是“中文”,当然,你说中文,我不说中文。现在让我设想某个人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有一个能够让他回答输入的中文问题的程序,而他并不理解任何中文。如果你遵循计算机程序的概念,现在类比的要点是:如果我是那个在房间里面的人,我执行那个特殊的理解中文的程序,并且该程序确实也能理解中文,那么,我的行为就会与一个说汉语的人完全一样。我对中文问题给出中文答案。完全相同的是,我并不懂得中文,因为我只掌握中文的句法,但我并不掌握任何一点中文的语义。我无法从任何形式符号的句法去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这就是中文房间论证的要点。概而言之,如果我是基于学习理解中文的程序而事实上并不理解中文的话,那么,任何仅仅基于这种理解程序的数字计算机也不理解中文,因为在这个模型中,我所不具备的任何东西,没有任何计算机会具备。因此,计算机自身并不足以产生认知、思维、语义或理解,它仅仅是对认知的一种形式的模拟和模仿。这就是中文房间论证的要点。现在你问我,它与你的哲学的其他部分是怎样发生关联的?是的,仅仅是在这种情形下相关,那就是,我认为你必须坚持整体的清晰性。如果有人告诉你大脑不过是一台数字计算机,心智不过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一套计算机程序,那么你要设身处地问问自己:这种说法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是我又该如何说这句话?可以说,这就是我做哲学研究的典型方式,但这并不是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我指的是中文房间论证。它在智能理解的一定历史阶段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智能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它是从我所相信的其他事实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
蔡:根据你的CRA模型,计算机是完全没有任何智能的。
塞尔:是的,完全没有。计算机模拟思维,但模拟思维并不是思维,正如模拟消化并不是消化。我们可以完美地模拟消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把像是北京烤鸭这样的食物塞进计算机,并指望它消化。我们做的仅仅是模拟,并不是真正的事情。思维的模拟也是类似的。思维是具体的、在大脑里发生的生物学过程,而思维的模拟是一种抽象的计算机程序,它完全不是思维,正如模拟消化并不是真正的消化一样。
蔡:这就意味着,机器智能绝对赶不上人类智能……
塞尔:是啊,但你要小心。我所定义的计算机是数字计算机。我们将来也许能够发明其他类型的、具有某种生物化学特征的计算机。当我们说计算机不能思维时,我们也必须小心,因为你和我都是计算机。我们从一加一得到二,这就是计算。我们随时都在做计算。我们当然是计算机,但我们能够思维。因此,关键点是:因为你是计算机,我是计算机,我们都能思维,那么,计算机也能思维吗?问题是,如果执行一个标准定义的程序,它自身确实构成了一个充分的思维吗?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计算意味着一种过程,那么,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计算机更像是一台机器。思维并不是那种非常机械的东西,因为虽然大脑是一台机器,但它的操作是由能量的传输来规定的,这是关键点。思维涉及能量的传输。你所买的真实的计算机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机器,但计算并不代表一个机器程序,它代表的是一个抽象的、我们用来执行机器运算的数学过程。但机器计算与思维不同,它不是由能量传输来规定的。
蔡:约翰,我喜欢你的CRA模型,那是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我认为你已经说明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人类绝不是任何类型的机器。现在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它是我们的第八个问题。上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一语言哲学一心智哲学。此后,哲学成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作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和心智哲学家,你能否告诉我,为何大多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如乔姆斯基和你——都从语言转向心智?语言与心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心智与认知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从而,语言与认知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塞尔: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只是我的观点与乔姆斯基有所不同。乔姆斯基认为,我们学习语言是因为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心智的窗口,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语言而理解心智的许多特征。这就是他所认识的学习语言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研究语言有种种的原因。就我而言,研究语言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只有当我们理解人类生活中真实的语言,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生活。但是,在我研究语言的时候,偶尔也会意识到很多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心智,因为我要使用精神的概念来解释言语行为。我使用意向、信念、愿望来解释言语行为。这就意味着某个时候你终究要解释意向、信念和愿望,而且我们已经发现,言语行为是植根于前语言的心智能力之中的。语言的意向性来源于心智的意向性。因此,心智是更基本的。许多动物没有语言,但仍然具有心智现象。要掌握语言,心智现象是必需的。但并非任何心智现象都能够充分解释语言,你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类型的精神现象去对语言做出充分的解释。这样,你就已经看到语言是如何依赖于心智的了。语言的认知是从心智的认知中导出的。
蔡:你的注意力放在意向性、愿望、信念、意识……,这些都是理解心智的重要范畴,但乔姆斯基的工作仅仅局限在句法结构……
塞尔: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方面做了伟大的工作,但关于心智的那些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蔡:我认为,如果你想理解心智,句法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语义学、语用这就是语言哲学。
塞尔:对,非常正确。
蔡:真的非常感谢你在语言和心智关系上所发表的真知灼见。我认为这对我们研究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你,塞尔教授,这是我们的第九个问题。你知道,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学家,如诺姆·乔姆斯基、乔治·莱考夫和你。你认为在语言学和在政治学中,共同的东西是什么?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游戏吗?你能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吗?
塞尔:好。我不想评价乔姆斯基和莱考夫的政治学。我不同意他们的大部分观点。我认为乔姆斯基的政治学太过极端了。
蔡:但我知道,你年青时也领导过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校园战争”……
塞尔:是的,但它与我的哲学没有直接的、实际的政治牵连,尽管它们之间有一般的关联,这是很清楚的。首先,在处理哲学问题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理性和智力。在理性和智能的过程中,你必须是系统的、训练有素的。我认为这是一般的要求。因此,我们在哲学中应用的标准,我们同样应该应用到政治学中去。其次,在我的语言哲学和社会哲学中,有一种隐涵的而不是明显的政治哲学。这就是我所强调的自由。除非你认识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否则你就不可能成为具有言语行为的动物。这就是说,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我们作为具有言语行为的动物的重要天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你应该理解这样一个假设和前提——我们能够做出言语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确定类型的社会现实性。我们创造的现实性包括权利和义务,它们是我的书中所发展的关于社会本体论的内容。因此,简单的回答就是,从我的哲学理论中并不能得出一种直接的和明显的政治推导。从我的哲学理论你并不能推出你要投赞成布什的票或反对布什的票。但是,在我的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社会哲学中,确实有一种与政治学相关的、一般的哲学承诺,这就是理性、智力和自由。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所有这些不仅具有哲学价值,而且也具有政治学价值。
蔡:那么,你认为政治是一种游戏吗?
塞尔:不。我的意思是,这要看你怎样定义游戏。从博弈论的观点看是游戏,但我认为游戏常常意味着某种不重要的东西,某种人们只当作儿戏的东西。我不认为政治仅仅是一种游戏,我认为它是非常严肃的。
蔡:第十个问题是关于语用逻辑的纯技术问题。我想你已经注意到在我所建立的语用逻辑的三个形式系统中,它们都具有完全性,即在命题的语用逻辑系统PF、量化的语用逻辑系统QF和模态的语用逻辑系统MF中,我都证明了系统的完全性定理。我的工作依据了您和丹尼尔·范德维克1985的工作,以及丹尼尔·加林1975年的工作。但是,有的人却认为语用逻辑太复杂,不应具有完全性。照您看来或据您所知,您的语用逻辑的这些子系统是否有完全性呢?
塞尔:是啊,但我想知道一些关于你的工作的基础……
蔡:好的。语用逻辑是一个复杂系统,但复杂的和充分大的并不是一回事。哥德尔说,在一个至少包含皮亚诺算术PA的充分大的系统中,如果该系统是一致的,则它是不完全的。首先,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一个充分大的系统就没有完全性,它只是断言在这样的系统中,完全性和一致性不可得兼。其次,弗兰岑认为,存在不适用完全性定理的非常复杂的系统,而非常简单的系统却可能适用该定理(TorkelFranzen,2005:137)。因此,当我们处理一个一致而不完全的大系统s时,我们可以将它分为若干子系统S1,S2,⋯,Sn,使得每一个子系统Si(i=1,2,⋯n)既是一致的,又是完全的——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策略(AI Strategy),通过这样的策略,我们可以一个个的分别处理那些子系统,再把它们结合成一个较大的系统,这样我们既解决了问题,又避免了哥德尔定理带来的麻烦。例如,我们有下国际象棋的专家系统,有能够给病人开处方的专家系统,又有能够指挥公路和铁路交通的专家系统等等。这些专家系统都不会遇到不完全性问题的困扰,因为它们所使用的Prolog语言仅仅是一阶语言的一个Horn子集,用它构造的形式系统既是一致的,又是完全的。你知道,我正是使用这样的策略来处理语用逻辑的。我仅仅处理了语用逻辑的三个子系统PF、QF和MF,它们分别表示命题的语用逻辑、量化的语用逻辑和模态的语用逻辑。我证明了这三个系统中每一个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塞尔:你的工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可以与丹尼尔详细讨论你的工作,他是我的数学专家。我做哲学,他做数学。但你刚才所说的听起来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你使用符号的方法也与丹尼尔不同……
蔡:是的,你和丹尼尔使用的是集合论的符号系统和描述的方法,你们并没有建立系统;我使用的是数学逻辑和模态逻辑的符号系统,即包括一阶语言、高阶语言和高阶模态语言的符号系统,我构造了语用逻辑的三个形式系统,并证明了系统的定理和元定理。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某些逻辑学家误解了语用逻辑,从而误解了语用逻辑的完全性。他们似乎认为,应该由一个系统来描述全部的语用逻辑。但这样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你知道,我处理的仅仅是你和丹尼尔的语用逻辑系统的三个子系统……
塞尔:是的,很好。我同意。这项工作非常有益。
蔡:谢谢你称赞我的工作并感谢你一直对我的鼓励。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第十一个问题。能否请你介绍伯克利加州大学认知科学中心的工作?还要请你评价你的研究领域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也还想请教你关于哲学与认知科学其他学科如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等的合作方式。
塞尔:是的。我们认知科学中心包括很多不同的领域。它包括心理学和语言学,也包括大量的哲学、人类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领域,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生物学的领域。过去30年来,在认知科学中最重要的发展,是认知科学家从认知科学的计算模型转移到认知神经科学模型。这说明大脑作为认知的基础已经取代数字计算机作为认知的基础,我们将神经生物学的大脑看作是人类认知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认知科学中,所有类型的不同事物都有其充分发展的空间。因此,我认为,发现越来越多的关于大脑如何工作,以及关于记忆、感知、意识和大脑病理学这方面的进展,这些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领域,也是我们开展认知科学研究的好地方。
蔡:现在请教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在你做出杰出贡献的那些领域,如哲学,特别是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社会哲学,还有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甚至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领域中,你想让中国学者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塞尔:我想告诉中国学者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民族的哲学和民族的科学这种东西。它是国际化的。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有一堵墙将中国和西方世界以及将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分隔开。现在,我们共享全球化的智能生命。2005年,我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做了系列演讲,你知道这件事吗?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塞尔哲学和中国哲学……。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有更多的交往。你已经来到伯克利,我将去中国。我认为我们能够彼此交换思想,这样极好。现在,我们正在向着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世界共同体和国际共同体的目标前进。我想,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理性和智慧。在新的一年,我们将会有很多新发现。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中国学者的最重要的消息。
蔡:在我们刚才的对话中,你表达了伟大思想、有价值的见解和非常好的想法。我想,你的这些思想、见解和想法对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学生、教师和其他学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感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