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李砍柴】
引子
今年四月的时候，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她不在镇上我姐家里住，她回家了。
其实姐姐也是心疼母亲，才接她去镇上，名义上是照看外孙女，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事。在家里，母亲忙里忙外，总有干不完的活，但是到镇上照顾外孙女就会轻松很多，早上把外孙女送到学校，她就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去见好多年不见的同学，回家看看电视，或者跟我姐一起去逛逛街。自从来到镇上之后，母亲明显变得精神了很多。
然而她还是不顾姐姐的劝阻，选择了回家。
我理解她的选择。她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她从来都是为这个家而活。几十年恩恩怨怨，打断的骨头连着的筋，虽然母亲一直在抱怨，但她已经离不开那个她苦心经营的家，那个家也离不开她了。
在这个家里，我们每个人都靠消耗母亲而活着。外婆活到了九十多，最后的那几年基本都是卧病在床，是母亲一直在照顾她。我爸永远是家里最勤快的那个，但他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自己做饭洗衣服，从来都是母亲在伺候他。我是消耗母亲精力最多的人，从上小学，到上高中、上大学，每一年的开销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巨款，掌管家里经济大权的母亲穷尽了她所有的智慧，终于让我顺利读完了大学。唯一很早就开始帮她分担的就是姐姐，后来嫁人做了母亲之后的姐姐，也比我们都懂得母亲的不容易，所以才会不断想办法，让母亲从家里解脱出来。
看起来，母亲似乎终于可以离开那个让她操持了一辈子的家，为自己活一回了。然而她依旧惦记着那个家，总是担心父亲自己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担心他自己在家做不了饭，担心他照顾不好家里的鸡和狗。所以在我姐家待了不到一年，她最终还是辜负了我姐的好意，回到了那个捆绑了她一辈子的家里。
从外婆的嘴里我知道，在她的几个孩子里，小时候的母亲其实是最古灵精怪最叛逆的一个。她跟村里的另一个女同学一起，偷我外公的烟抽，善于捉弄同村里那些笨拙的男同学。但是她在学校却是成绩最好的，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后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本来在村子里如日中天的外公，正好失势，而上高中又需要村里开相关证明，她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失去了继续上高中的机会，只能回到老家务农。
那些比母亲成绩差不知道多少的，后来因为家庭出身好，被保送到高中，很多都已经是镇上的大领导。有时候为了这个家，母亲还要去求他们帮忙疏通一下关系。
一旦成为农民，即使有再大的才华，也很难再逃脱命运的掌控，逃脱土地的束缚，跟大多数农民一样，母亲从此被土地紧紧地困住，土地掩盖了母亲的所有梦想和才华。
母亲对于外公外婆不可能没有抱怨。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她正在干家务的时候，突然感觉到阵痛，就自己挣扎着爬到床上，生下了我，然后用家里那把至今还在的王麻子剪刀剪断了脐带。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重点是为了说明我外公、外婆对她曾经是多么不好。外公外婆生了四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他们原本想留他们最疼最宠的大女儿在家里招上门女婿，可惜大女儿并不愿意留在家里，最终是母亲留在了家里，招了爸爸上门，最终照顾外公外婆的是母亲，为外公外婆养老送终的也是母亲，但外公外婆并没有因此多感激她。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外公外婆正在去看他们大女儿的路上，而父亲正在地里干农活。
我知道，生孩子对于外婆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她生母亲的时候正在地里割草，感觉到疼的时候，自己找了片树林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她用镰刀割断了脐带，用汗巾将母亲一包放在了旁边的地里，然后接着干活。直到天黑的时候干完活，她抱着母亲回到家里，家里人才知道，孩子生下来了。所以对于外婆来说，上医院生孩子是一件很让人费解的事情，也让她觉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是我能想象得到，母亲生我跟我外婆生我母亲，是完全两个概念。外婆高大，从小吃惯了苦，生个孩子对于她来说，再正常不过，而母亲瘦弱多病，她的体重也才70多斤，所以我的诞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
在母亲最为绝望的那些年，父亲的出现给了母亲很大的希望。父亲大母亲九岁，当时在农村，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到现在也没搞不明白，为什么年长母亲九岁的父亲会选择入赘，一直以文化人自居的外公为什么能允许一个农民进自己家门？很多时候我只能从长辈的只言片语了解到一些部分的真相，但“为尊者讳”，很多真实的故事，恐怕已经随着时间消散了。
这里不得不说到我的父亲。按道理说，上门女婿在家里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才对。而母亲这边的亲戚都有些权势，地位明显都比父亲这边的亲戚地位高。但父亲不然，他经常对母亲颐指气使。而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对父亲的态度都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尊敬。我曾经亲耳听我做过副镇长的大爹，也就是我外公一手培养出来的亲侄儿，对我爸说，我佩服的人没几个，你绝对是其中一个，说句不好听的，李尕屋里（李家家族）能有今天这个样子，你这个姓杨的，反而是顶梁柱！
一、父母的黄金时代
（1985年——1995年）
大爹说得不错，那个时候，外公被村子里的人整垮，墙倒众人推，一天不如一天。大妈和二姑妈远嫁他乡，小姨被舅老爷带出去打工，家里只有母亲撑着门面。而母亲身体羸弱，整个家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可以说，是父亲自己凭一己之力，让自己从一个上门女婿变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让整个李家在衰落之时又迎来了中兴。
父亲瘦而结实，干农活样样是把好手，是个把土地看得十分金贵的传统农民。八几年刚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没多长时间，村子里甚至有人为分到好田而干仗，事隔二十多年，当年的这些土地大多已荒芜废弃，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八几年的父亲正当壮年，说话粗门大嗓，脾气火爆，似有万夫不当之勇。父亲俨然就是一个年轻有为，南面而治的君王，在母亲的辅佐下，靠勤奋和精细，把十几亩地和家里的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们家的高粱总是及时地下种，我们家的土豆也总会赶在下雨前挖回家，地里也从不会像有些人家，长满杂草，也不会在高粱挂须的时候错过了艳阳天。
年轻的父亲总是对这些手忙脚乱的庄户人家嗤之以鼻，或者愤愤不平，把原因归结为一个字：“懒！”
“XX家要是勤快点，洋芋会烂在坡里？那么好的天出去打牌！”
“XX要是早点种菜，哪至于现在没菜吃？别看就差那么几天，季节是不等人的！”
父亲骄傲地对那些懒小子指手划脚、品头论足，那个时代父亲显然代表着农村的主流价值观，说话的语气都带着不可一世。
从骨子里来说，父亲是一个骄傲的农民，在自己的领地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军子，去给我倒杯茶去！”“孩儿他妈，把虎口钳子给我拿过来！”家里边除了老人，我、我姐包括母亲都是处于随时待命状态的。
父亲身上确实有君王的专横之气，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
七八十年代的村子里，依旧还有不少人在忍饥挨饿，缺衣少食。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弟兄俩，父亲软弱无能，母亲是个疯子，弟兄俩的衣服没一件不是破破烂烂的，每顿饭都吃洋芋或者苞谷，就那样还能吃得呼呼啦啦的。仁慈的外婆看他们可怜，经常给他们一些旧的衣服穿，有时还把他们带回家吃顿好的。
而我们固然没有多富裕，但却从没有缺吃少穿过。一茬接着一茬的瓜果蔬菜，谷仓里总是堆满粮食，屋梁上总会悬着腊肉，我们每年都还有新衣服穿。这些显然都离不开父亲的励精图治以及母亲的精打细算。那个年代基本除了些必需品诸如盐、火柴等需要出去买，其他的基本都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并且那时候物价相当低，火柴是两分钱一盒，盐是一角钱一包，而我小时候的零用钱都能攒到上十块，够我买几百盒火柴、一百包盐了。不愁吃穿，家有余粮，父严母慈，家庭和睦，这样的生活，说是小康一点不为过。
甚至在那个年代，我们家都能吃上米了！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不产稻谷只产苞谷的偏远村子，很多人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用老人的话说，“感谢新社会！”——旧社会谁吃饱过饭？可我们家靠着父母的勤劳，我们时不时还能去外面的镇上买点米。
村子里不少人眼红：“刚打完土豪分田地才几年，新的地主就又出现了！”可他们也只能背地里嘀咕，父母的辛苦勤劳谁看不到？他们只能一边佩服一边嫉妒。那个时候吃米是一种身份，要说谁家里条件好，就会说：“他们家里有米吃！”听的人就会啧啧有声，知道这户人家家底殷实，是大户人家了。
那时候的我俨然是一地主小崽子，“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吃东西也挑得很。宠我的母亲对我无可奈何，总会隔三差五地给我做顿“隔食”（土话，给我单独做好吃的），用一个小缸子装上米，放上水，在柴火上咕嘟咕嘟地煨上半个小时，那样煨出来的米饭又香又软，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佳肴，以至于我到现在还能不用任何菜就能吃下两大碗米饭。可惜的是，长大后我就再也没有闻到过那种母亲牌的米饭香味了。
其实，能吃上米，那也只是我们小孩子的特权，当我和我姐顾不上烫，呼哧呼哧地吃着喷香的米饭时，父母却端着苞谷饭笑嘻嘻地看我们馋急了的样子，看起来吃得比我们还香。
那是我人生中过得最快活的日子。春天在山中嬉戏，夏天在河里摸鱼，渴了在河岸边摘一个鲜脆碧嫩的黄瓜，河里洗洗就吃，秋天天天守在桔子树下，黄一个就摘一个，酸得倒了牙还吃，冬天更可乐了，围着暖和的炉子煮麻辣的白菜火锅，天天盼着杀年猪，那年头的猪都是吃嫩生的青草长大的，新鲜猪肉的香味能香你一个跟头……
但是，在这个家当中最不可忽略、地位最特殊的就是母亲。
哪天翻地哪天下种，都是母亲在综合天气、人力、物力等多方面因素后作出的决策，家里边里里外外，都在母亲的安排下归置得井井有条。因此，可以说，母亲是决策层，父亲是执行层，父亲在外人看来像主事的，凡事亲力亲为，但真正背后的大老板却又是整天跟着父亲默默干活的母亲。
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又由于母亲既劳心又劳力的双重身份，使得这句话在我们家行不通。在事情的安排上，父亲没母亲说话靠谱，在干活的时候母亲也是把好手，但毕竟拼不过父亲，因此这时候总会对父亲言听计从。这种看似矛盾却又相互制约和促进的权力结构，成就了父母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二、父母的白银时代
（1995年——2005年）
父母黄金时代的衰落，并非来自家庭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大环境的强烈冲击。
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城市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层层山脉的阻隔，位于鄂西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九十年代，才真正地进入到剧烈的变革中。也幸亏这种阻隔，父母的黄金时代得以多延续十年。
村子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类人。那时候去山西挖煤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儿，九十年代初，但凡能吃点苦的年轻人去山西，一年就能成为万元户，而在农村，至少得好几年才能攒下这些钱。
似乎在一夜之间，年轻人就变得有钱了。回家过年的时候，他们打扮时髦，出手阔绰，他们把那时候最流行的家用电器——录音机开得震天响，他们东家串西家，呼呼啦啦一大帮子人，吆喝着打牌、喝酒、吃肉，村子里喜气洋洋、鸡飞狗跳。在村子里的老人、中年人刚醒过神来时，这些年轻人又已成群结队地消失在村子里，似乎山西那块神奇的土地有满地的黄金等着他们去捡。
村子里又恢复了以往的秩序和宁静。——而事实上，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村子恐怕很难恢复平静，很难回到以往的秩序了。
没办法平静的人当中，自然少不了父亲。此时的父亲不到四十，却似乎已经成为维护村庄旧俗的中坚力量。他感到不安，不在土地上下功夫的农民还算是农民吗？这些年轻人不安分守己，不“勤扒苦挣”（这是父亲常用的一个词），全部都跑出去挣“快”钱，然后吊儿郎当，花天酒地，以后这村子会毁在他们手上的！国家不会允许他们这样胡作非为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父亲都相信国家会制止这些年轻人的不务正业。更让父亲愤怒的是，他是村子里靠辛苦好些年第一个买上录音机的人，经常放上一曲“北京的京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心中的太阳”，或者“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苦功夫”，村里不少人围过来听，常有老人听得热泪盈眶，为此父亲在村子里风光了好一阵子，而那些在山西干了一年回来的年轻人却差不多每人买了一台！有的还带着大喇叭（音响）！
村子里愤怒的不只父亲一人，老人们个个痛心疾首，对村庄的命运忧心忡忡，即使在文革期间，村子里都沿袭着旧有的风俗没受太大影响，而现在一眨眼的功夫，这些年轻人从外边带来的那些淫邪就把村子给污染了，大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浪里浪气（那时候最流行台湾十二大美女金曲），年轻人打扮得妖里妖气，弄得村庄乌烟瘴气！不正经！这些话出自三爷爷，他是村子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一肚子的古书，写一首漂亮的小楷，村子里红事白事都少不了他，在村子里是说句话算句话的。
义愤填膺的老人们试图将自己的孙子们留在家里，不让他们出去折腾，年轻人们振振有词：“国家都已经改革开放上十年了！你们也不出去看看外面是啥样了！都在挣钱！”
年轻人都不稀得跟老人争辩，他们满腔的热血，满脑子钞票，以及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子里许多中年人也“猛回头”，加入到外出打工的阵营，老人们有的也在接过孙子们孝敬的钞票时接受了新的思想，村子里呈现一边倒的格局。
唯有以三爷爷为代表的“老封建”、“老顽固”还在为人心不古扼腕长叹。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整个村庄将要“旧貌换新颜”，从此“走进新时代”了。
那是一个政权更迭的时代。
年轻的村庄新贵们招摇过市，过了气的旧贵族们穷于应付千疮百孔的现实窘境，或是早已不习惯做出改变，“君子固穷”，有些则是放不下自己农民的尊严，坚守自己纯正的农民血统，父亲或许兼而有之。那曾经穷得屁股都包不上、却又不愿意认真干活的兄弟俩，在金钱的刺激下，也倒很能吃苦的。他们回到村子的时候一个个油头粉面，他们恭敬地向外婆问好，给外婆带很多好吃的，却在曾经教训他们的父亲面前趾高气扬。
对于他们的出现，父亲目瞪口呆。而顾不上跟这些小子目瞪口呆，生活中让父亲目瞪口呆的东西一茬接一茬的就来了。
旧有的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显然不能和强大的、生机勃勃的商品经济模式并存，它一触即溃。物价不断在涨，买化肥要钱，每年人情往来也花费不少，土地上的收入除了自己吃的基本都得上缴农业税。最最要命的是，我和我姐上学极大地增加了家中的开支。
顽固的父亲开始左右支拙，穷于应付。父亲的脾气更大了，有时候连我这个他最宠的儿子的面子他都不给。
1995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是我们家最苦、最难的时候。面对不可挽回的颓势，目光敏锐的母亲第一个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她清醒又准确地判断了当前的大局，坚决地反驳了父亲对年轻人“这样下去还得了，国家迟早会出来收拾他们”的论调，认为大势所趋，只有出去才有出路，因而积极鼓动父亲外出打工，毕竟父亲尚处盛年，而母亲愿意以一己之力担起这个家。
但父亲的固执在此时达到登峰造极，死活认定抛弃土地是件可耻的事，他始终相信国家迟早会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那么大个国家，谁不吃粮食？”作为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父亲太知道没有粮食吃，饥饿的滋味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大事上和母亲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们家的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不平衡，母亲默默地流着泪，最终选择了妥协。
之后的几年里，母亲成为家里边最苦的人，一边要惨淡经营没落的家庭，操心家里的一应大小事务，为各项支出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方面还要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白天出去干完活回来，父亲还能稍微歇歇，母亲又得忙碌着做饭喂猪，处理家里的杂事，整个人连轴转，经常都没有坐下来休息的时间。
那段时间，我很少看到母亲的笑脸。
母亲也曾做出变通，对父亲说，我出去打工吧，帮别人采茶或者在街上摆个小摊。父亲依旧没有让步，母亲没有做进一步的争取，默默地干活去了。
母亲是知道的，父亲是标准的大男子作风，不会做饭，不洗衣服，不喂猪，因为这些在农村都是女人干的活，这个家可以暂时性地离开父亲，却不能离开母亲一步。
母亲一向心思缜密，尤其善于经营，家里边那么难的时候，母亲都还是事无巨细，打理得井井有条，母亲常常抱怨说：“我就是个操心的命，整个家都得装在我心里！”长大后我在外打拼，对于做人做事也算是颇有心得，但一回家和母亲交谈，立刻就发现自己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达到母亲的境界。我常常感慨于母亲的智慧，为母亲当年没出去打工感到可惜：“您当年要是去了城里，现在估计手底下至少也得管二三百号人！”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母亲一直都是骄傲的，她想要的舞台显然比这要大，然而错失两次人生中最好的机遇，一次是因为她的父亲（地主的帽子），一次是因为我的父亲，却没有一次是因为她自己。时代变迁，倒是我这个聪明不及母亲百分之一的儿子，却上了大学。
在城市里，我看到多少年轻人不愿意上学，一想到母亲，我都不免替她一声叹息。有心的无命，有命的无心，这个世界难道就是如此吊诡么？
由此可以想象，在广阔的农村，有多少匹身怀良谋或者才干的千里马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却最终“祗辱于奴隶人之手”，“与常马等不可得”，他们偶尔会迎风而立，回忆起那个驰骋千里的梦想。那个“奴隶人”，我们常常称之为命运。——但是，真的是命运吗？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还兼任村里电工的父亲在一次检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那时候村子里都还是木电杆，由于日久侵蚀，电杆早已不够稳固，父亲多次呼吁，但村委一穷二白，村子里的壮劳力都已经出去，在那个大家疯狂地往自己怀里搂钱的时候，“集体”早已成了一个过时的词语。
父亲再一次爬上危险的电杆检修时，电杆倾倒了，父亲从电杆上敏捷地跳下，避免了电击的危险，却也摔成了重伤，肋骨断了好几根。
虽是因公负伤，但此时村支部书记能做的也就是提点东西去看看父亲。没钱去大医院，父亲在一个接骨医生家治疗了半个月，就又强撑着回了家，刚能动弹就有下地干活了。但腰上的伤让父亲不能干重活，略减了几分威猛。而母亲一向病弱，由于过多的操劳，母亲也患上风湿、贫血的毛病。
后来姐姐辍了学，回到家里帮母亲分担家务。那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整个家庭都表现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孩子必须读书。
父母为了说服姐姐回学校读书，让她跟着干了三天活，让她知道当农民的苦。正是日头正毒的时候，她跟着父母收苞谷，身上被苞谷叶子剌出无数的血痕，奇痒无比。但她硬生生扛下来了，就是坚决不去读书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没有去问，她究竟是为了这个家，还是因为自己不想读了。有些东西过去了，我们很难再去触碰，长大后，我只是尽可能多地寄一些钱回家，给外甥女多买一些礼物，来小心翼翼地表达我的情绪。——很多愧疚啊，感谢啊，这样的情绪，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成绩都很好的我成了家里的唯一希望。家人的期盼沉沉地压在我的身上。越临近高考我的压力越大。在高三时，身体和心理都尚还脆弱的我没有顶住山大的压力，大病一场，之后复读一年，期间做了手术，花了几千块钱，身体依旧很难见好转。依旧没考好，但好歹是考上了大学。
学校一般，学费却非同一般，我的第一志愿没被录取，第二志愿轻松录取，但第一年学费就得一万多。这个数字对于城里人来说可能就是一顿酒宴，抑或一个月的工资，但对于2004年的我家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它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头顶上，几乎让我们全家窒息，它要走了我父母看得比命还珍贵的东西——脸面。家中因为我读书治病早已家徒四壁，偌大个家只有个空架子。
看着因我读书被掏空的家和沉重的通知书，我羞愧万分，不想再在学校忍着良心的折磨度日，打算南下出去打工。接到通知书的那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父母卧室的灯也亮了一晚上。第二天，我说出我出去挣钱养家的决定。父亲火山一般地爆发了，他狂躁地吼叫：“不读！你敢不读！都读到这份上了你说不读！你好意思出去打工！出去和村子里那些吊儿郎当的二流子混在一起！”
2004年的父亲已经煎熬到了极点，却依旧傲慢如斯。在我面前，父亲一直是一座山，即使再疲惫也是山的姿势，他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一家之主的权威。
父母那次出去了整整三天时间。我在家里干着母亲每天要干的小活，喂猪、放牛放羊、做饭，操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这才发现母亲忙前忙后的辛苦。三天后，父母一回来就默默地干活，谁也不说话。晚上的时候父亲阴沉着脸对我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矮着身子去求人，也是最后一次！你第一年的学费我跟你妈来想法，以后的学费不管是贷款还是自己挣钱，都得靠你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
母亲偷偷跟我说，借钱没有计划中的那么顺利。母亲在我考大学前就和许多亲戚朋友打了招呼，但现在许多人都有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母亲说，你爸一个那么好的朋友，知道我们肯定是借钱的，装作屋里没人。还说，你的一个姨，事先也是答应得好好的，一听说你考了个一般的大学，就立刻说没钱，就给了你一百，把我们给打发了。“都是看我们现在穷成这样，怕我们以后还不上啊。”父母就这样一家一家地跑，五百一千地借，陪尽了笑脸，说尽了好话，跑了好几个镇，才借了八千多。
当时我尚未完全体验到父母的痛苦，直到我自己去一个表嫂家借钱。秉承父亲性格的我刚开始怎么也开不了口。后来想到父母为我的所作所为，我终于胀红了脸支支吾吾地提出借钱。表嫂的笑容来不及收回去，僵在脸上。几秒钟后表嫂换上一种真诚得不能再真诚的表情，抱歉地对我说你看真是不好意思，家里边刚装修花光了钱，这不赶巧了……
出门的时候我想起那么好面子的父母陪着笑脸去一家一户借钱的情景，我使劲憋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在心里对自己暗暗地发誓：从今以后没有眼泪，要让自己像块石头一样硬！从今以后不会再让自己的父母失去他们守了一辈子的颜面，一辈子的尊严！
三、父母的青铜时代
（2005年——2017年）
天无绝人之路。2007年，公路终于修进了山里，我们家所在的山区也成了旅游景区，一向善于经营的母亲，这次终于抓住了老天给她的最后一次机会，短短两年的时间就把我们家变成了一个漂亮、整洁的农家乐山庄，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到我们的村子里度假、游山玩水，父亲的淳朴厚道、母亲精致的农家菜为我们家带来了不少回头客，也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这时候的我们家虽然算不上富裕，但相对于2005年时的窘迫，实在是天壤之别。
村庄的翻腾并没有结束，新一代的年轻人又在蠢蠢欲动，父母那一辈出去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有的叶落归根，回到了自己的庭院，有些人没回得来，把命丢在了山西的煤窑里，他们那两鬓苍苍、老泪纵横的父母获得五万十万不等的抚恤金，还有些人在外边的小镇或城里定了居，过着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好或是坏的生活。不管怎样，村子的格局不再像90年代那般尘埃四起，再次趋于稳定。多少出去闯荡多年的梦想家们回到家园，面对破败的房屋和年迈的双亲唏嘘不已。而我们家的房子在父母一辈子的经营打理下，依旧一如既往的干净、整洁。院子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生火用的木柴靠墙码得整整齐齐，门口园子里的菜长得绿油油的。屋顶的炊烟总会在特定的时间升起。
父亲老当益壮，又开始“抖”得不行，依旧得意洋洋地夸耀：“我们家什么时候缺过柴烧？我什么时候等到要烧柴的时候才会去现锯的？”
2010年夏天，姐姐生了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儿，小名扬扬。总是忙得两脚不沾地的母亲不放心让姐姐婆家那边的大人照顾孩子，一边抱怨着忙，一边又自告奋勇地负起了带孩子的重任。说来也怪，这孩子还真跟她外婆对脾气，有时候闹起来犟起来姐姐都收服不了，只有母亲才降得住。姐姐继承了母亲的很多优点，但显然还是没有母亲耐心，没有母亲沉得住气
有了外孙女之后，母亲的精神变得格外地好，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母亲教扬扬玩“虫虫飞”的游戏：嘴里念叨“虫虫虫虫”的时候，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有节奏的对对碰，念到“飞”的时候，手指头就真的“飞”了起来。扬扬一岁多的时候，一听到她外婆念到“虫虫飞”，就立刻会意地举起两个嫩生生的手指头碰啊碰啊，然后夸张地一下“飞”出去，然后两个人都哈哈地乐个不停。母亲哄小家伙睡觉的时候声音变得尤其温柔，和平时跟我们说话的腔调大不相同。
推磨，拐磨
推到嘎嘎（外婆的意思）门前过
扬扬一口气吃十二个
母亲会哼很多童谣，这一首我是最熟的，每次听到时都常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眼前这个容光焕发的母亲年轻了二十多岁，那应该就是母亲年轻时候的模样和姿态，而跟母亲玩着游戏的小孩是我。那些游戏都是母亲曾和我玩过的游戏，那些歌谣也都是母亲曾为我哼唱过的歌谣。我多么地感谢扬扬，她让母亲的爱意变得如此形象真切，也让母亲因为爱而变得如此快乐年轻。
扬扬的确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小家伙一两岁的时候就机灵得很，总是千方百计去找各种好吃的，母亲只好把各种好吃的藏起来，给她吃的时候拿出来一点点，免得小家伙贪吃。要是让她发现一整袋好吃的，她就嗯嗯啊啊跟打仗似地，非要把一袋子吃的抢在手上，然后得意地抱着在屋子里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一不小心就会人仰马翻，东西全洒了。母亲只好千方百计用玩具吸引她的注意力，趁其不备再把袋子抢过来。小家伙有时候好哄，有时候犯起犟来，气得一边跺脚一边哇哇大哭，举着小手作势要打人。父亲在一旁幸灾乐祸，怂恿小家伙说：“打！打你奶奶！”（按照我们家的传统，为了表示亲近，让扬扬不叫外公外婆，直接叫爷爷奶奶）小家伙看看外公，抽噎着怯生生地拍一下她外婆，然后目不转睛地看外婆是什么反应。母亲就很配合地 “生气”，学扬扬一跺脚，转到一边不理她，或者装哭。小家伙就抱着母亲的膝盖转到那边，仰着脸认真地去看母亲是真哭还是假哭，父亲在旁边乐个不停。母亲就冲小家伙说：“去，打你爷爷！打了你爷爷我就不生气了！”小家伙跌跌撞撞地跑去打爷爷，回头冲母亲讨好的笑，眼泪还挂在脸上呢。———三个人能一闹一晚上，电视剧都不看了。
晚年的父亲依旧春风得意。每天一大早，父亲的咳嗽声响起，那意味着父亲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母亲年轻时候起早贪黑，累出一身病，现在也经常睡睡早床，早上要干的活不知不觉就移交到父亲头上了。冬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生上火，夏天父亲起来，就开始刷刷地扫院子，那不紧不慢地节奏让还躺在床上的家人感到宁静和安详。父亲还要喂猪，他把头天晚上母亲拌好的猪食倒在桶里。有时候猪哼哼着过来抢食，父亲依旧会暴喝一声，中气十足，能吓得猪“辟易千里”。父亲还要牵牛上山。清晨山林中的露水还十分饱满，整个村庄还在沉沉的睡眠之中，山上的云气还在氤氲，父亲已经精神百倍地在自己的领地上巡视了。脚底下就是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的家园，大好江山一览无遗。他依旧野心勃勃，心中有着宏大的规划。河边上应该安个木门，小家伙一天大似一天，总喜欢偷偷往河边跑，弄个门就好了。河那边的半亩花生该收了，过两天有雨……
然而父亲毕竟还是苍老了。年轻时候吃的那些苦，现在一一上门索债。有时候咳嗽起来停都停不住，喘成一团。一到阴雨天，父亲就开始腰痛、背痛、肩膀痛。父亲的苍老还表现在性情的变化上。有时候父亲抱着扬扬忍不住想抽烟，姐姐只用看他一眼，父亲就已经讷讷地把烟掐了。年轻时候么豪狠那么颐指气使那的一个人，现在也柔顺起来，有时候更像是一个孩子。我看着父亲衰老，就好比看着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变成世情小说，看跌宕起伏的剧情走向平和。年轻时候那么舍我其谁的气概都已雨打风吹去，以前从来不会照顾人的父亲现在已经习惯性地把母亲该干的活儿全揽在了自己身上。我跟我姐有时候和母亲谈及父亲的变化，我们常常忍不住一边惊讶，一边微笑，一边叹息。这时候的父亲正和扬扬嬉闹，哪里是我们那个大男子主义的父亲，一家之主的父亲？
转眼间扬扬也慢慢长大，看她在我们小时候玩大的地方没心没肺地玩耍，那些属于她爷爷奶奶，她妈妈和舅舅的往事一幕幕上演，一如昨日。有时候在想，如果将来有一天她翻看着我们小时候的照片，我该如何向她描述那些已经只存在于记忆的时代？
一个家庭再小，也应该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有一些珍贵的精神传承下来。惟其如此，我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才能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当我们想起我的上一辈乃至上一辈，我能记起的不只是几张泛黄的照片，而是一代人的欢笑和泪水。
我相信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如我父母这般的小人物，他们更值得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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