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头顶同一片蓝天，脚踩同一片大地。我们没有想过的是——也许我们都生存在一个镜像世界，一个事实和表象正好相反的世界。我们进行着看似相同的思考和行为，实则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一个赌徒研究赌博技术，以此认为下次赌博他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一个价值投资者参神拜佛，以此认为他会选中一支超级成长股。这两人最终都不会如愿以偿。由概率论分析得知，赌徒最终赢钱的可能性大小取决于赌资的总量大小，因为每次赌博输和赢的概率都为1/2，理论上赌资多的赌徒都会通过对赌赢得输赢双方赌资的总和。而价值投资者只有通过对比分析公司的财务数据，选择适当的买入时机，最后才可能拥有一支超级成长股。如果赌徒和投资者都进行理论技术研究，那么结果显而易见，前者一如既往的输或赢，后者很大可能取得不错的财富收益。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镜像世界，我们打算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可以成为别人不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在我们的思维认知、价值观念、行动试验等各个层次，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通常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镜像世界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家庭背景、个人财富、能力、才华、颜值等等。它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形成的基石。
以知识经济为例，在对待付费知识这件事或这个现象上来看，不具备未来视角的人宁愿把相同金额的金钱用来买杯碳酸饮料，而具备未来视角的人却会心甘情愿去购买。一个付费知识产品价格99元，前者会认为价格高，所以不会去购买它；而后者也会认为价格高，所以会去购买它。深层的含义是，因为前者认为产品实在是贵，还不如买零食，所以不买；后者认为产品贵，也就有相应的高价值，所以买。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两种不同的人，势必会形成很大的人生分野。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形成镜像世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否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真相，就是事情原本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事情的原貌，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件事。相反，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那么，在前者的世界里，去做这种行为是对的，而对于后者却是完全错误的。而实际上，这种行为对于两者都是正确的。比如，一位相亲者事先拜访过女方的亲戚邻里，知道她刁钻古怪，脾气暴躁，所以在他不会去相亲。而另外一位相亲者却会心向往之，以为那是他梦中的情人。
马克吐温曾说：“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最终并非你所想象。”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每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媒体也在一如既往地吹着凉风。但真正能令我们愤怒，或者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极度崩溃的消息，恐怕没有多少，或甚至没有。并不是那些事件不值得我们诉诸相应的情感，而是我们不知道事件原本到底是什么。它原本长什么模样，喜欢什么在啥时候发作，我们除了知道摇头外，一无所知。如果不知道真相，等真正知道的那一天，我们也许就会追悔莫及，也失去了锻炼自己耐受性和扩展视野的种种成长契机。
在探讨如何寻求真相之前，我们应该知道真相是如何被埋没的。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拓扑心理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拓扑心理学原理》，群体动力学和场论是他对心理学的杰出贡献。勒温在传播学理论中提出了“守门人理论”，我们用来阐释信息扭曲的根源何在。
在足球比赛中，要想最有效的减少对方的进球得分，那就去配置一个优秀的我方守门员。在信息传播链中，信息传播者就发挥着“守门人”的作用。传播者可以是主持人、编辑、广播员等等，他们负责把源信息作相应的整理、修改、删除、追加等。在这处理之后的素材或许还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新闻，之后往往会经过一系列的再传播，二级传播、三级传播……无穷次也。到了这个节点，我们或许就刚好看到了它。真相经过无数次的转述更迭，早已面目全非，或已变为谣言。更何况本来就是谣言，最后那就是弥天大谎。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新闻，正是处理加工之后的新闻，或者是经过再传播的新闻，最令人悲伤的是，或者我们竟没有看到既存的新闻事实。
沃尔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是美国新闻评论家，在传播学界享有盛誉，代表作是《公众舆论》。他在传播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这一个概念，让我理顺了很多事。
拟态环境，就是经过加工处理之后的客观环境事实，不是百分之百的还原。在很久以前，我们对客观环境作出相应的能动反应。而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对“拟态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少数人能够凭借着批判性思维素养或好奇心去了解更多的客观环境。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人们只能对“拟态环境”作出机械式的反应。这就像是一层雾霾，我们永远只能活在这穹顶之下，最后习惯它。这样的话，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一片蓝天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可能事实。
古代人看见别人吃了这果子没死，今后就可以把这果子作为零食。现代人没看见网络评价显示这家店铺的果子有毒性，今后也把这其实带毒的果子当作零食。结果可想而知，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导致了现代人严重的健康问题。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例子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考虑一个极端情况，假如我们打算去中东穷游，这两天新闻显示中东天下太平，鸦雀无声。而当地的真实情况是战火连天，交战双方恨不得把对方给撕碎。如果我们到了中东，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结局？
“拟态环境”和客观环境稍微有差错那也情有可原，倘若最终发展到两者背道而驰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悲剧。
那么，在我们如何寻求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上，方法论就显而易见了。总结起来，可以有两个方面去提升自己。一方面，我们可以提高批判性思维素养，能够运用逻辑进行严格论证推理，也同时知道常见的思维谬误。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应该不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约翰·洛克所说的全面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遇到问题时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能把别人或自己的观念在论证之前当作是事实。走出去了解知道客观环境是什么，不是什么。今年的蔬菜涨价了，去农村看看是不是真的收成不好，还是商家囤积商品、炒作期货等其他原因，而不是头条上报道的天气原因。前提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想知道真相时。不然的话，即使我们愿意，精力和时间也不允许。
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并且内化成为一种习惯。我相信，真相就离我们不远了。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提升了自己，同时也能对作为传播者的大众传媒起反馈作用。我们不再看明星八卦的时候，我想媒体平台也不至于这么不识趣，就是要推送有关某某出轨的新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息环境变得干净，国民的理性素养也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培养。
国际政治专家约瑟夫·奈在《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所写道，一个国家要想真正的强大，维持权力，就必须同时关注硬实力——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文化制度。正所谓“刚柔兼济”、“软硬兼施”。我们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成长，也提升了国家影响力，解决了作为个人和作为国民的两个关键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