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程子和我是儿时伙伴，我们的父亲都在煤矿工作。成长中，我们的友情开始遇到障碍，同样遭遇考验的，还有我们的父亲。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12个故事

一

海波、程子和我从幼儿园起，就在一块儿玩闹。我们的父亲都是山西长子县西郊煤矿的工人。20世纪80年代，不大的县城里一大半人都在矿上工作。

得益于煤炭产业，长子县跟周围的几个县比起来发展得相对快一些。矿上考虑到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配套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体系。

三岁左右，我就开始了寄宿生活，每周六下午被爸妈接回家，周一再送到幼儿园。我和海波、程子特别爱捣蛋，尤其是海波，顽劣好动，他爹总是被阿姨叫到幼儿园训话。

我们喊他爹穆叔，穆叔是个格外木讷的汉子，印象里都没怎么见他笑过。他不怎么会表达情感，也极少带海波出去游玩，加上脾气不怎么好，父子俩的关系很是紧张。

上小学后，我们三个告别全托生涯，每天都能回家了。子弟小学管理松散，逃学旷课司空见惯，我们三个秉承着幼儿园以来的优良传统，从一年级开始就是捣蛋急先锋。海波挨揍的次数更多了，这反倒让他锻炼出一副好身板。我在这方面不如海波，不过比程子强些。

程子是我们三个里过得最滋润的。程子的爹陆叔时常出现在我家或海波家饭桌上。祖籍在南方的陆叔，骨子里天生就有股精明劲儿。当我爹和穆叔还在为如何顺利通过技工等级评定而焦头烂额时，陆叔听到中央宣传搞活经济，就毅然决然辞去衣食无忧的工作，回南方下海了。

上三年级时，陆叔从深圳回来了，他成了县城里响当当的人物——能用得上大哥大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他就有一个。程子时常给我和海波带些南方的新鲜玩意儿和零食。

深圳，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味着巧克力、玩具和世界上所有的新鲜元素。

二

陆叔的成功对父亲和穆叔两人触动很大，这间接影响了我和海波后来的命运。

父亲那段时间突然开始关注我的学习成绩，有意无意间透露出想让我去省城太原念书的想法。那时煤矿行业蒸蒸日上，县城人家或多或少有一些闲钱，但把孩子送去省城念中学，这些钱并不宽裕。

穆叔这个不苟言笑的北方汉子也开始活动心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掘一桶金。他没有陆叔那么大的魄力，不敢把一份稳定的工作辞掉，只是忙里偷闲地，同一些朋友做做小生意，具体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一心二用的结果是，穆叔在工厂的技工评定中失败，那时，技工等级的高低就意味着工资的多少。

父亲为了督促我学习，自己也坐到了写字台前，顺道钻研起了专业书籍。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评上高级技工的那天晚上，母亲包了顿饺子，在八十年代末，普通人家只有除夕夜才吃饺子。

不久，陆叔决定举家搬到深圳。程子很仗义，临走前一晚把所有的玩具都留给了我和海波。

哭过一阵之后，我和海波便开始“分赃”。我们的父亲很少会把钱浪费在给儿子买玩具上。海波家里没什么玩具，我比他稍好但也强不到哪儿去。最后，海波扬言我的玩具总数比他多，所以程子留下的财产他要多占一些。几番口舌之后我默认了这个结果。那天，我俩抱着一大兜玩具蹦跶着回了家。

第二天父亲去送了送陆叔，穆叔没有去。上学路上，我在家附近的垃圾堆发现了大量的玩具残骸，有些被砸得稀碎。我认出来，那些正是前一天海波拿回家的。

那天之后，我好久都没理会海波，也没怎么关心他胳膊和屁股上的伤。

穆叔来我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和海波的关系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偶尔能从父母在饭桌上的对话中了解到一点海波家的消息，他们很少刻意回避我，可能觉得眼前的傻小子什么也不懂吧。父亲说穆叔在工厂干得很不如意，在外做生意也是赔多赚少。母亲说穆婶跟她抱怨海波不听话，老挨穆叔的打，父子俩闹得很僵。

父亲要求我好好学习，放我出去玩的时间很少，从四年级开始我几乎不怎么在院里出现，海波也没来找过我。还是在饭桌上，我得知穆叔搬家了。

穆叔做生意赔得有点大，不得已卖掉了房子。因为是福利分房，加上那时候房子不太值钱，所以还是不够还债。

母亲和穆婶是一个单位的，我偶尔能在母亲单位碰到海波，但已不像兄弟一般亲密了。后来听母亲说海波转学了，穆叔想让海波长大学技术。

三

四年级临放暑假的一天，回到家的我发现父亲的脸色极其难看。我以为老师又告我小黑状了，可怎么也想不起究竟犯了什么事。母亲也是面色深沉，让我无从查问。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

穆叔死了，死在了工厂里。死因是什么？工伤致死还是意外？父母没有告诉我。

穆叔下葬那天父亲带我去了。仪式上，海波的爷爷奶奶哭得惊天动地，穆婶呆滞地站在一旁，她没有哭，双眼空洞，像失明人一样。海波发了疯似地绕着墓地奔跑，嘴里嚎叫着，根本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海波在穆叔出事后再没有理过我，像是从来就没有认识过我一样。

小学毕业时，父亲调动了工作，我虽然没有去太原上中学，但终于离开了这座自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过的县城。

少年的注意力总是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我很快融入到新环境新朋友中，我在潜意识中想彻底摆脱那个老县城带给我的一切，包括记忆。

父亲的工作和我的学习都相对顺利，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深圳的大学，那个我从幼时起就魂牵梦萦的所在。

到深圳后，程子经常约我出来坐坐，我俩都刻意避开了我们三个共同经历过的事情。

前一阵父亲身体不好，我请了年假回家陪他。老爷子精神头不错，许久不见我，话特别多。我趁机问出了那个埋在心底多年的疑问。

“爸，穆叔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父亲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平复了许久，才缓缓说起：“那时破碎生产线上引进了一台欧洲生产的大型机器，穆叔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操作，自己被卡在机器里出不来。那机器贵得离谱，也没什么人会修，一旦停下来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老板就让穆叔自己选择，是拆了机器照价赔偿，还是让机器继续转下去……”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我感到喉咙里像吞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滚烫，但咳不出来。“难道没人救他吗？”我想问父亲，但看他浑身打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想起那年海波绕着墓地疯跑，我也没有上去抱住他。

作者刘翔，现为自来水厂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