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月7日晚，从新天鹅堡出发，在斯图加特转车，蒙蒙亮的细雨里，跨过莱茵河，抵达斯特拉斯堡。

第一次对这里有所了解，恐怕还是在都德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最后一课》里。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斯特拉斯堡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韩麦尔教授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Vive la France.”谁曾想，孚日山脉东部的平坦地形，使之在法、德两国之间几经易手，而小弗朗士的后代们也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两种不同文化的涤荡中渐渐成长。

从凯尔进入斯特拉斯堡，只需要经过一个窄小的拱桥。手机信号从Ortel D变成了Orange F,满目的文字也瞬间变了，但有趣的是两个城市之间还会友好地相互打着广告。从议会中心驶向凯尔车站的轻轨保留着德文表述Bahnhof，而凯尔DB前也刷着大大的斯特拉斯堡美术馆的展览预告。

看过了德国那么多哥特式教堂，眼前高耸雄奇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却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可畏的力量。冷冷的天气，蒙蒙小雨下个不停，再加上周日早晨沿街店铺紧闭着大门，卡西莫多和艾丝美拉达的肃冷桥段竟在眼前一幕幕上演。与德国教堂给人圆润敦厚的感觉不同，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式教堂虽然平面呈拉丁十字形，但横翼突出很少，玲珑的尖顶，五彩的窗格，细高的窗户，向上产生很强的动势。

两千年前的斯特拉斯堡还是一个莱茵河畔罗马人的营地，阿根多图，一个独立的城邦。河流的交错和冲积使这里逐渐发展繁荣，并一举成为欧洲商业中心。二战结束后，斯特拉斯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欧洲中心。作为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所在地，议会大厦面前插满了欧盟各国国旗。

地处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十字路口，在法德文化的浸染中，这里诞生了法国国歌《马赛曲》，出现了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同样也留下了德国诗人歌德的求学足迹。这里的人们大都会说两种语言，食物和建筑也交融了两种文化的成分，交错的木质结构的房屋，俨然误入了德国某个小村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德国房屋明丽的颜色上刷上了一层乳白色，饱和度没那么高，却更加清爽了。

在德国面包店里随处可见的八字形面包Bretzel，在斯特拉斯堡就找到了原型。和爱尔河边倚靠围栏晒太阳的奶奶攀谈几句，竟得知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传说这种蝴蝶型脆饼起源于阿尔萨斯的Bouxwiller，十五世纪时，一位宫廷面包师由于工作疏忽面临行刑的惩罚。国王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做出可以让阳光透过它闪耀三次的面包就可以免于受罚。面包师受到妻子双臂交叉祈福姿势的启发，制作出了现在的蝴蝶脆饼。而这也渐渐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图案，像极了数学符号里的无穷大，寄托着人们对于长寿美好的祈愿。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里买到一本漫画，写的正是教堂本身的沧桑历史。因缺乏资金没能建成另一边而形成的“独臂”景象，却也成了今日欧洲茫茫千篇一律对称结构中的靓丽景观。这又让我想到前几日在新天鹅堡看到的设计图与最终建成的差异，和因为地势走向而不得不调整的房屋结构，或许美好的事物里面必然是要掺杂些许缺憾的吧。

（二）

11号坐飞机去了意大利，也终于见到了这个令Nicolas魂牵梦萦，赞不绝口从而极力推荐的地中海国家。确实，不得不说，这里的每一个角度都是美的。在别的国家找路人帮忙照相是不用说什么的，背景似乎已经锁定；但在这里却会被问到“Which side?”可能对于他们这里真的处处都是美景吧。

罗马青年总是历经征战。在浮雕上飞奔，挥舞着短斧，风吹动着向后飘浮的短裙。在圆形竞技场里，那些对胜利的渴求中激发出来的能量，是力量之美的最高体现。

罗马的斗兽场旁边，伫立着一座罗马最大，最宏伟，保留最完好的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虽镌刻着罗马多个皇帝的丰功伟绩，但奈何任何事物发展到最恢弘的时刻往往是其消亡的前夜；君士坦丁皇帝是罗马最后的功勋，因而当我们经过了他，也就走向了罗马的消亡。

米兰大教堂，这个世界最大规模哥特式建筑，被马克吐温称为“白色大理石的诗歌”。在米兰，在大教堂的铜门上，我们能看到君士坦丁一生功绩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拉丁文刻写的《米兰敕令》。走到了以希腊—罗马传统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和以犹太—基督为代表的中世纪传统的岔口，米兰是漩涡中的核心。

（三）

博登湖上升腾起层层薄雾，薄雾笼罩在起伏有致，碧绿碧绿的缓坡上，被阳光追着跑。

从欧洲最大的瀑布莱茵瀑布沿着博登湖和巴塞尔前行，就到了苏黎世。有的地方只名字听起来就是极为令人神往的，比如苏黎世。

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北部，苏黎世湖西北端，苏黎世“Zürich”在欧洲古代语言里是“水乡”的意思，其宜居程度不言自明。从法国到东欧，从德国到意大利，这里都是必经的商路要冲。

瑞士的官方语言共有四种，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苏黎世以德语为主，但路上也随处可见法语的影响。冰淇淋店门口挂的大大的招牌不是“Eis”而是“Glace”，教堂上方的挂钟上极具法国特色的罗马数字“ⅠⅢ”。他们的法语和德语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不同于官方法语谢谢里的“Merci”，听起来更像是“Merzi”。

沿着利马特河在苏黎世的街边游走，仿佛戴上了一副蓝色的透镜，城市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蓝，河上是来来往往的游船，水面上不时掠过几只雪白的天鹅。有时候凝视一艘船，你会发现它散发出深邃、神秘的魅力，让人想起一个庞大、复杂却又灵活机敏的动物，既充满活力，又承载着人类所有的嗟叹和梦想。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多名科学家都曾在这里驻足，偶然一抬头竟发现列宁的故居。1916年-1917年在苏黎世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他在此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欧洲各式各样的教堂和高大的建筑物大多都可以登顶，最近也迷恋上了围绕着主塔一圈一圈地盘旋至顶。在米兰大教堂，在梵蒂冈圣彼得堡教堂用金色马赛克镶成的穹顶，还有苏黎世西岸教堂的每个阶梯上，都小心翼翼地将脚印慢慢覆盖。不同于桃花源记里描述的“初极狭，才通人”，这教堂里的阶梯须是越上越狭窄，越上越陡峭。刚开始的阶梯比较宽大，台阶高度也较低，渐渐地，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最后接近顶端的时候不但台阶跨度大，半个脚掌都放不下了，需借助中心的麻绳，手脚并用才好。但每每走到顶端平台，俯瞰到整个城市的景观之时，先前的疲惫、错愕、甚至是怀疑便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学过一篇描写瑞士的课文《让他们自由生息》，除了掌握了课后成语“闻名遐迩”，那里野草、鸟儿的自由生息，湖光山色的惬意生活也令我心驰神往。那时候坐在窗前摇晃着小脑袋认真分析课文中心思想的我，可能永远不会想到，十一年后的今天，会有机会站在苏黎世的教堂顶端，静静俯瞰着这座城市吧。

不同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的中心在多个国度间轮转。从最早发源的地中海，到亚平宁半岛，再到最先突破中世纪的西欧，到海上帝国，再到日耳曼的崛起，历史就这样在许多个民族，许多个区块间交替上升。

走访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旅行。人的基本生活从古至今都是相似的，然而当历史的尘烟散去，闪光的智慧就开始发亮，背景越模糊，光芒越明亮。时空彼端伟大的天才给他们的时代一种方向，而我们想要寻找的，就正是这些光芒。

最终我们将回到自己的生活。从旁观他人回到旁观自己，这是目睹另一种生活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他们的生活构成我们的视野，他们是标尺，是镜子；而我们在自身的视野中，又成为舞台上的角色。在这个距离和维度上，悲喜自现，悲喜又被距离克服。

最后的逻辑如此简单。简单的路径，通向旷野一般空旷的回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