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外地口音的人瞅着这老屋七嘴八舌地说着，我听懂了一句：这是60年代建的老房子。“切”！”心想，这是来看古村的吗？凡被列入古村落保护建筑的，没个上百年怎会划入红线内？
母亲说，前阵子镇上也有人来调研，看母亲满头银发，便问这房子是不是49年建的？母亲说，不是吧，听上一辈说这是我们张家祖上太公早期建的，我们太公住在村中央大宅院里，后来房子被日本轰炸机炸了，不信，奶奶家仓房里还藏着一个断了一条腿的碗柜，就是日本鬼子干的。我插话说，应该让我大姑来作证。大姑小时因与其奶奶不愿到山里逃难，留在家中，日本鬼子轰炸机扔下的弹片穿过扬谷风车直接削掉了她小屁屁的一块肉，大姑幼时便历经生死，前半生磨难重重，但生命确如一朵坚韧之花，年近九旬的她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作为长女，她对老屋和这个家族应该比其他人有更深的了解。
奶奶、爷爷都不在了，小叔去年也走了，只留下一只老猫，现住在老屋，饿了跑到西屋找我母亲要吃的，母亲也常常将剩下虾皮鱼骨送过去给它吃。
我哥说，他去村里族人那儿买了本族谱，记载中，我们爷爷过继给了他的叔叔当儿子，这老屋应该是爷爷的叔叔那一支系。族谱中还记载，祖上有位先人曾为黄家大院勘测风水，主持建造，并以此为豪，称黄家大院为“杰作”。彼时应为晚清同治年间。爷爷家有三个兄弟，老大在清末民初做过盐官、瓦窑长，后来在国民党部队里当文书。爷爷的叔叔家中无子，当老二的他便被过继给了叔叔当儿子，继承了远离村中央大宅院的老屋。过继这事据说在那个年代很平常，谁家没儿子，他兄弟家有多的就要送一个过去。
母亲说，长辈曾说起，以前老屋一整个大宅是我们祖上的一户人家，可能是爷爷的爷爷为其中的一房儿子置办的，后来家中主人病了，将堂屋和东厢卖给了族里另一家，留给我家爷爷这一代只有西厢的仓房了。
所谓仓房就是大户人家存放粮食的房间，大大小小有四五间。存干粮有隔空木地板，四角有圆圆的石墩，石墩上顶着木柱子，进房间里需踩着一个更大的石墩才能够着门槛。无隔板的房间估计用来酿酒或放置杂物。如此算来，祖上后来家道中落，大宅院四分五裂，加上时局动荡，爷爷奶奶养儿育女已很不易，但他们还是辛苦地养活了5个姑姑和我父亲及小叔。据说，拮据时，爷爷奶奶也曾将四姑送给隔壁村人家，被我父亲一路跑去抱回来了，他生气地说：你们不养，我来养！当年父亲才15岁，悲壮的乐观主义成了父亲生命的主基调。去年还在对我那会撒娇的侄女（我弟的女儿）说：你要学做高山上的青松，不能做路边的小草！
如此推算，我的父辈和我们兄妹姐弟都在这些“粮仓”里出生。姑姑们陆续出嫁，她们会不定期约伴来帮奶奶洗大件衣物和被套。在我两岁那年，老屋分成了两户人家：爷爷奶奶小叔一户，住三间仓房，（小叔未娶，孤身终老。）我家四口一户，住一间仓房。哥和父亲一张床，我随母亲睡另一张床。后来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睡在父亲床上，母亲床上多了个小宝宝，大人们跟我说，我当姐姐了，要懂事，以后要照顾弟弟，那年我6虚岁，村里还没有开办过幼儿园。哥已经上小学了，是当时的学霸。后来老屋里添了一张小床，给哥睡，弟弟大了就随父亲睡，我小学毕业被当成尖子生挑去镇上读书，所谓尖子生，是从十里八乡村小里挑的考试成绩优异的孩子。寄宿制，上下铺，一床睡两个孩子，一寝室共有24个学生，各年段的都住一起。我周末回一趟家，冬天脚冷，母亲会把我的脚抱入怀里捂一捂。中考那年，第一批录取的是中专生，我上了在县城贴出的光荣榜。学校里动员我们上榜的学生留下读高中，只要年年保持在年级前十名，学费全免，我觉得家里没人会关注这样的信息，也没告诉家人。家里孩子们都在上学，分布在小学、初中、高中，家中无多的壮劳力种田，我家每年交公粮都很吃力。填志愿时，我抄了一位同学的，因为我认为那个不咋滴的同学居然填了“武汉电力学校”，他填在第二志愿，我毅然地在第一志愿栏上填了当时根本不知道在哪个方位的“武汉电力学校”，写了个工程测量专业，因为父亲从小灌输给我的观念便是：人要靠真本事吃饭，虚里八汤的唱唱跳跳是没出息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专业是技术类的，很重要。那时我15周岁还差三个月，那个档口，爷爷真的走了，办完爷爷丧事后，父亲护送我，哐铛哐铛乘着绿皮火车去了遥远的武汉，从此，老屋的户口本上没有了我的名字，学校里会发粮票给我，父母少了一份交公粮的负担。
记忆中爷爷一直喜欢躺在椅子上，拿着杆长长的旱烟管，总有讲不完的民间故事，总对对放学回家学做饭的我说：不苦不难不成人之类的大道理，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人生下来不吃苦是不可能的。
隔壁家吴爷爷是个裁缝，常坐在我爷爷旁，边聊边叨叨：我们俩也不知谁先走呢。后来有一年，爷爷好像要走了，大人们都忙碌着办这办那。大姑从20里外的家里赶来，进村口，便一步一叩首，哭天喊地地跪到了爷爷床前，突然，边上五斗柜的锁扣“啪嗒”一声落下，爷爷又回来了。和我们一起又生活了六七年，直到我离开家乡的那个1987年夏天，他穿着吴爷爷早早帮他做的长衫，安祥地睡着了。
据说爷爷懂《易经》，会算卦，吴爷爷家的二孙女本来要缀学了，他们家只有孙子才可上学，女孩子认得名字就可留家里干活，可二孙女很想继续上学，我爷爷看了看她的生辰八字，跟吴爷爷说，你家二孙女可能读得出山呢，于是吴家咬紧了牙关，继续供她上学。后来吴家二孙女果然考上了卫校，在县城医院当了护士长，是吴家唯一跳出龙门的孩子。不过，爷爷从不给自家孩子算卦，因为我们家族在他的时代又经历了太多磨难，父亲也因此失去了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机会，导致他做了一辈子不想做的农民，后来家里被抄家，想找个做键子的铜钱都很难找到。那些经书早被爷爷一把火烧成了灰烬，他当时肯定愤恨地绝望了，根本不会想到，现如今，有些古书又十分珍贵了。
我同老屋做了一次告别：向那个放爷爷专用躺椅地方躹躬，向爷爷奶奶住过的房间躹躬，也向小叔吹笛子的房间躹躬。
现在，老屋只剩下父亲一人还会去住，他多年来执拗地睡在那间属于我们一家五口人的仓房里，墙上还帖着我们小时候的奖状，斑斑驳驳，未曾撕去。 我仿佛看见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村里的接生阿婆将早产的我抱到母亲身边，表情是紧张后的严肃——后来母亲曾告诉我，阿婆当时交代，要好生照料，不足预产期出生的孩子体质弱，以至于小学五年级我去参加区运动会比赛，爷爷听后大吃一惊，才透露说，我两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担心是个残障儿。后来有一天，突然看见我自己摇摇晃晃着从老屋的一根柱子走向了另一根柱子，家人心头才落下一块大石头，宣告我是个健康的孩子。想必我那隐隐的忧伤乐观主义生命基调是那时已埋下的。种种迹象表明，爷爷奶奶对家中添的女孩没啥感觉，当时有了长孙，心里踏实了一半，后来又决定让我父母再生一胎。赶上计划生育初期，母亲交了最后一胎保证金。还好是个孙子，不然母亲肯定会内疚，父亲又要悲壮一回，也好在时代已不再需要过继了，否则，弟弟保不准就要过继给小叔，不过，看父亲那悲壮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不会答应的。
岁月的车轮一圈圈地辗过，老屋在我们的眼中越来越矮，门越来越窄，真不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奔跑玩耍的！那时的天井边的大青石板不是很宽很长吗？小伙伴们还在那里玩跳格子盖房子的游戏呢，这都怎么不一样了呢？可仔细看，老屋并没变，变的是我。
2019年开春后，老屋将正式交由政府按规定修缮保护。家中长孙（我的侄儿）也将在这一年保送研究生，学了务实的交通工程设计专业。族谱会记下我们这一辈及下一辈的去向。我想我和父辈们或许可以保留共同的乐观主义，果敢地去掉忧伤和悲壮。 如此，老屋，我们可就此作别了，因为你已有了更好的归宿。
走出老屋， 突然，先生惊叫：快来看，这棵树发芽了！我过去一看，是建新屋门前的那棵杜仲树，发了两颗嫩芽。此时，立春刚过三天。树底下一株长了果子的植物，不知叫什么，也是父亲种的。
父亲总是坚持从一本厚厚的书中查阅各种草药的长相与功效，数十年了。那种认真的态度，想必李时珍老先生见了也会大加赞赏。
小院里还有一口会咕咕冒泡的泉水井，边上的那棵柿子树据说也有些老了，果子结多了，未及变红便会落下。母亲说，需要剪去一些细枝末节，才能长出红灯笼般的柿子。像散落在古村里的其它柿子树一样：秋天，叶子渐渐落尽，最后只留下红红的“小灯笼”，从寒冬挺到初春，小鸟们喜欢，我们也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