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国民党派系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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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是世界第二长河。在长江的中下游地段，自九江湖口开始，其流向一直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直到南京，才又拐了一个弯，然后经镇江向东南流入大海。所以，历史上把从湖口到南京这段以东的地区，习惯上称为“江东”。

秦汉时代，项羽、刘邦为争夺天下，发生了四年的楚汉战争。当初就是项羽从江东地区带出了八千子弟兵，演绎了一场“破釜沉舟”的故事后，败在刘邦手下。项羽最后在安徽和县乌江镇的长江边自杀，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三国时代，习惯上把东吴所在的地区叫做“江东”，当时它有四十二郡，其地域广阔，在今江西、福建、广东、浙江，以及安徽、江苏的长江以南地区，并把都城定在建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说到南京，它古称冶城，相传为春秋时吴国的国君夫差所筑，后来越王勾践灭吴，派大将范蠡在此镇守。范蠡在镇守期间，又率部再次构筑此城，称为越城。尽管如此，那时的规模也并不大，城池就坐落在今秦淮河的南岸。

战国时，楚威王熊商灭掉了越国，但惧怕越城的“王气”逼人，于是埋下了若干金子以镇“王气”，并在石头山上筑金陵邑，以示纪念。所以后来的越城，又被称为“金陵”。

在金陵这个地方，经历了几百年后，到了秦汉时代，一直没看见有什么人在此“称王称霸”，所以有人又把这“金陵”改称“秣陵“，意思是，金子已被掏空，剩下的坑只能埋庄稼杆了。可是又经历了几百年，到了三国时代，秣陵的“王气”又再次腾起，而且越发不可收拾。

三国时，东吴孙权在此建都，称秣陵为“建邺”；东晋时，司马睿又在此建都，把“建邺”改名“建康“；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也先后在此建都，就叫“建康”……

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后，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民国。

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也在金陵建都。那倒不是迷信这里“王气”蒸腾，而是崇拜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因为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就曾在此地建都，定名“天京”。洪秀全倡导的“拜上帝教”彻底否定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他敢于拿起武器与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清王朝拼杀，这对孙中山的革命来说无疑是个激励。

因此，孙中山把自己比着“洪秀全第二”，在民国定都的时候，就把这里定为都城，并取名“南京”，意思是要与清王朝的“北京”相对立，与清王朝的政权相抗衡，以此来晓谕后来的人，都城定在这个曾经被明成祖朱棣命名为“南京”的地方，有它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

（2）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孙中山的信仰者，中国的国民党人，已经认为他们彻底剪除了危害他们势力的异己中国共产党人，也把各种势力统一了起来，于是就选中了孙中山定都的这个地方，当然也是蒋介石最先举起屠刀“反共”然后建立国民政府的地方，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开始了新的里程。这个机构，叫“南京特别委员会”。

在国民党人的眼睛里，南京这个地方就是块风水宝地，特别是像蒋介石这种对自己的事业有些迷信的人。当然选定南京，也不排除他是对孙中山遗愿的继承，或者说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和广泛的号召力。

不过，南京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把那些所谓“王气”之说抛开，单凭地理位置来看，也显得很重要。它是长江下游通往华北内地、连接江浙之地的一个接点，加上东西方向水运发达，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在南京，国民党人认为，他们已经把党内力量统一了起来，现在该做下一步的事情了，下一步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继续“北伐”，推翻张作霖把持的北京北洋政府，统一中国。

能做到这个局面，好像应该归功于在南京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他们通过协商，终于把绝大多数人统一在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下。可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刚刚成立特别委员会，就有人公开出来表示反对，而且一走了之，声言要“奋斗到底“，哪怕是在“夹攻中奋斗”，也在所不惜。

这人是谁呢？这人就是曾经的武汉叱咤风云的前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汪兆铭。他已经身居高位，为什么还要反对南京的特委会呢？这是因为特委会成立后，由它改组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原汪精卫武汉政府里的人太少，而且大权一下就旁落到他人手中，这对汪精卫来说，真是于心不甘。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由四十六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于右任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主席却轮流担任，而汪精卫却被排在了第五位。军事委员会由六十六人组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汪精卫却插不进去。

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不过是新桂系李宗仁手中的工具。表面上看，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在出面统领政府工作，但在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三个常务委员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建的部队还不为人所重视。其实，李宗仁、白崇禧只是利用程潜这块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

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同李宗仁的新桂系合作，是一个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随着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新桂系成了“一言堂”的主角，西山会议派又再次崛起，他就更觉得是个严重的失误了，而更为使他气愤的是，他最信任的谭延闿和孙科这两个人，却莫名其妙地背叛他，而倒向了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

特别是孙中山那位大公子孙科，自从他“反共”以来，其意见却越来越与他汪某人相左。劝他到郑州与冯玉祥会晤，有孙科的建议，并同他随行；劝他与李宗仁妥协，到庐山和南京去谈判，并愿意为他打前站，也是他孙科出的主意。原来，这小子早就在为自己的后路找靠山，这难道不令他气愤吗？

在南京的合流，得利的是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而他汪精卫虽被排在了特委会名单之首，但并不能左右乾坤，同时西山会议派声言还要向他算旧账，他能受得了吗？是的，他堂堂正正的汪主席，曾经在万人之上得到欢呼，肯定受不了这个待遇。

（3）

自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后，其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在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前，国民党中的矛盾主要是汪精卫的汉方与蒋介石的宁方之间的矛盾，在宁方内部，还有李宗仁的新桂系与蒋介石的江浙系之间的矛盾。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以上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又产生了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汉方的矛盾，汉方中又增加了汪精卫、陈公博等与谭延闿、孙科的矛盾。所以这么多的矛盾，特别委员会是没法去解决的，或者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所以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不能说明他已经完成了什么，开创了什么。只能说明国民党最高层权力的再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把曾经显赫一时的汪精卫与蒋介石，从高高在上的前台给“挤兑”了下来。

蒋介石倒还好说，他是主动辞职，其背后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在撑腰，他们也辞职不干了，这显然是给蒋介石“助威”，可他汪精卫算怎么回事？就这么呆在特别委员会中被人耍弄、任人宰割？

不行，我也得弄出个“辞职”，让他们难堪去吧！昔日一统天下的汪主席怎么能受得住这种窝囊气？他也想效法蒋介石弄出个辞职来，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杀上一个“回马枪”，到武汉去重整旗鼓。反正唐生智的军队一直屯扎芜湖，再次呼吁“东征”，那完全是一句话的事情。

想到这里，汪精卫心里“腾”地一动，马上准备去一趟上海。他认为，去上海一来可以动员已经到达上海的张发奎，要他去香港，伺机观望广州李济深的动静，二来想会会昔日的“对手”蒋介石，在必要时可以“化敌为友”，共同对付眼下这个新桂系搞的特别委员会。

在军队的问题上，汪精卫认为反正黄琪翔已经把军队开向广东，只要他汪兆铭另起灶炉，张发奎就可以把李济深这只桂系中的老狐狸赶出广州去，唐生智和张发奎就可以南北呼应，在他汪主席的领导下，就会把李宗仁新桂系的势力赶出南京。

只要新桂系一倒台，西山会议派那些光会用嘴巴做武器的老鸹们，也就不那么嚣张了，到时候，还是他汪兆铭说了算！于是，就在李宗仁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七日，汪精卫通电下野，然后一溜烟跑到上海去了。

汪精卫的目的，就是想给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一个难堪，让新桂系军人、西山会议派文人以及孙科、谭延闿等“叛逆”组成的这个联合体彻底破产。在李宗仁所拟定的特别委员会名单中，排在前面的还有蒋介石、胡汉民等重量级人物，这些人都表示不参加这个委员会，如果他汪精卫再不参加，这就只能说明新桂系李宗仁所唱的，只是一幕独角戏而已。独角戏，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4）

却说汪精卫跑到上海后，准备先去见蒋介石。在路上他已经想好了，在蒋系背后的那几个“元老”他也要见。为了使蒋系几位“元老”出面公开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变得谦恭一些，必须亲自向蒋介石“道歉”，对自己在四月初没有参加他们的“屠共”表示歉疚。

可当汪精卫到达上海后，蒋介石却没有在上海，而是回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去了。汪精卫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胡汉民，可胡汉民却坚决不见他。再去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而这些人也坚决不见他。其实，他们已经跟着蒋介石去溪口了。只是临走时撂下话来，如果汪精卫来，就说“坚决不见”。看来蒋某人背后的这些人物，恨他汪精卫还是很深的。即使他们公开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也不会和他汪精卫合作。现在他只有靠自己了，于是找到在上海逗留的张发奎，要他马上去香港坐镇，密切关注广州李济深的动静。

自八月中旬起，张发奎就同汪精卫一起下了庐山，接着他把共产党在南昌暴动拉走后留下的部队进行了“整编”，称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交与黄琪翔带领，自己就从南昌回到九江，然后秘密来上海。当时他是同汪精卫所派的谈判代表谭延闿、孙科等一起东下的。为了黄琪翔的第四军能顺利开进广州，张发奎也得去香港坐镇指挥，现在有了汪主席的命令，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了，所以他马上就离开了上海。

（5）

却说蒋介石“下野”后，他先是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公开发表了“辞职宣言”，然后就带着愿意与他“共进退，同浮沉”的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在二百多护卫队员的护送下，回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

在溪口，蒋介石除了关注南京局势的变化外，那就是念念不忘一定要和宋美玲结婚这件事。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了近二十年，可以说用尽了纵横捭阖各种手段，但还是没有站住脚跟，却被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赶下了台。这不得不使他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在国民党的各派系中成为“不倒翁”。

在长期的军阀角逐中，蒋介石想，要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文攻武略”们治得服服帖帖，单靠一种力量是不行的，还必须是一个系统的力量。首先是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其次才是把政权、党权拿到手，同时还得有巨大的财力，还得与西方列强搞好关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也就在中国政坛站住脚了。

在西方列强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目前只有大西洋两边的美国和英国。美国自华盛顿建国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权力交替，现在已经变成了豪强的国家，所以以后打交道，没有熟谙美国情况的贴身秘书是不行的。这样，精通英语的宋美龄就成了他最佳的人选。

宋美玲是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的妹妹。宋氏姐妹一共有仨，大姐宋霭玲早就嫁给了银行家孔祥熙，二姐宋庆龄为了信仰与崇拜，追随了国父孙中山。剩下的小妹宋美玲，目前已经三十岁了还未成婚。原因很简单，在众多的富豪子弟中，她一个也看不上，所以一直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她最合适的人选。

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二二年，蒋介石在上海孙中山的寓所，与宋美龄第一次见面。从那以后，双方都被对方所吸引。于是，在宋霭玲的撮合下，他们算是缔结了“婚约”。但是又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这是因为宋家的“家法”和各种清规戒律太多。由于蒋介石是一个已婚的人，其原配夫人毛福梅还没有与他脱离关系，再加上蒋介石一直在国民党的高层漩涡中苦苦挣扎，还没有确定其地位。所以，在宋家的传统观念中，是决不允许他们的千金小姐，嫁给一个已婚男人作小，同时也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其前途还在风雨中飘摇的人。

（6）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只要和宋家联姻，其获得巨大财力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仅仅是其次，更其重要的是这个家族背后还有其他资源可利用。这种资源，是一个纯粹具有巨大财力的家族不一定有的。这就是宋家的名望，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得从宋家的奋斗史与发迹史说起。宋氏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本是海南岛上的文昌县人，十五岁就跟随婶舅到美国波士顿当学徒，后不满足于现状，离舅出走，想独闯天下，结果被沦为乞丐，在极端窘迫中，经一个叫约翰•琼斯的美国人介绍，到一个船上当水手，后又博得船长加布里尔逊上尉的欣赏与支持，退役去深造。他先是按规定皈依基督教，然后免费进入圣三一学院预科学习，后又在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

后来，宋嘉树回国，先是在上海传教，后来开始经商。宋嘉树早年经营的范围，主要是印刷业和进口机械，后来逐渐把范围扩大。

在二十年中，他就已经积攒了五、六十万两白银，这在当时就已经算巨富了。

宋嘉树大孙中山两岁，年轻时候他们还是好朋友，并坚决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进行革命，是最早加入兴中会的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后来同盟会的元老。在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反清反袁”的革命活动中，宋嘉树一直扮演的是支持革命的角色，当然主要是对革命经费的提供。所以，宋氏家族除了财力资源雄厚，而且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已经有很大关系。

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忱，不光感动了他的朋友宋嘉树，还感动了宋嘉树的女儿宋庆龄。宋庆龄在童年时代，乃至少女时代，都非常熟悉和崇拜经常来他们家的孙叔叔，以至长大后在美国留学回来就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最后居然不顾家人的反对，一定要嫁给比他大二十六岁的孙中山。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宋美龄的长兄宋子文在武汉国民政府中还担任着财政部长的职务。当然，后来他到上海“出差”，经大姐宋霭龄的一再规劝。为了家族的利益，他必须投靠蒋介石刚成立的南京政府。所以，如果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那将是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将是把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军事与经济，还有外交，通过牢靠的裙带关系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像《红楼梦》里说过的那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已经有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这就是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宋霭龄嫁给山西佬孔祥熙，孔祥熙是什么人，一个唯利是图精打细算的银行家，他的财产要在这个民国初年的乱世中保住，就得找一个坚强的靠山。所以他指使自己的老婆一直在促成这桩婚姻。

或者说，最初对这桩婚姻的设想，开始是宋霭龄。宋氏家族那么大的财产在上海，也需要一个靠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如果没有一个掌握军队的人来保护，那他们的父亲约翰•琼斯•宋就算白干了。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保不住自己家的这份产业。

所以，即使宋美龄很满意，觉得蒋介石就是一个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只要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还不稳，或者说他还没有强大力量时，宋家是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即使蒋介石是已婚之人，而且除了溪口有一个结发妻毛福梅，上海还有一个不明不白的陈洁如，只要他在国民党中已举足轻重，宋家是不会计较这些枝枝叶叶的。

但是，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事实证明好像他的地位还不牢靠，这对宋家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其实蒋介石的“辞职”，明眼人看来，这是在“作秀”，因为他的势力并没有垮。这对宋家的婚姻观没多大影响。关键是，他们的女儿，再也等不得了。必须要趁蒋介石有这个空闲，才能办这个婚事。一旦出嫁，他们也少了一桩一直悬而空中的心事。

（7）

宋霭玲的丈夫银行家孔祥熙是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他夫妻二人为促成这桩婚姻不知费了多少心。现在，他们的小妹已经三十岁了，如果再不嫁，可能就要害她一辈子了。所以，趁着蒋介石暂时“告假”，他们就想把婚事给办了。哪知，这里面还有两大障碍。

首先是蒋介石这边，他已经是有妇之夫，夫人在家乡溪口，而且已有一个十七岁的儿子蒋经国了。此时，蒋介石已经四十岁，按照正常年龄结婚，应该是这么个家庭状况。但是要促成蒋宋两个家族的联姻，就得和家里的结发妻毛福梅解除婚姻。

其次是宋家倪老太太那边，自己是个吃斋念佛的人，而丈夫又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蒋介石要娶她女儿为妻，必须“入教”，否则她是坚决不答应。当时的那个社会，父母对儿女的婚姻是具有很大操纵权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就是铁板上钉钉。所以，蒋介石必须要到日本去一趟，专程听取未来的丈夫娘倪桂珍的当面“教诲”。

蒋介石也深深地知道，未来的“诸侯称霸”，或者说要制服这些拿枪的军阀们，没有宋家的帮助是不行的。一旦和宋家连上这门婚事，那就是老虎长出了翅膀，即使在遭到群狼攻击时，他也不怕，只要有翅膀，他就会随时飞出包围圈。所以“蒋宋”一旦联姻，就是一个强劲的集团，一个集政治、经济、外交于一体的稳定性联盟。

（8）

在溪口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蒋介石在表面上做得“乐不思蜀”，但实际却在处心积虑。其实他一直都在观望南京局势的变化。他知道“宁汉合流”已经不可避免，但新桂系和汪精卫都是他在政治上的对手，要想打败他们，得瞅机会。孙传芳的南渡倒是一个好机会，可李宗仁、白崇禧和那个吃里爬外的何应钦却在龙潭把孙传芳给打败了，这真让蒋介石有些失望。

可是不久，李宗仁等在南京成立什么“特别委员会”，把那些光动嘴巴不动手的西山会议分子用上了排场，去对付曾经显赫一时的汪精卫，又使蒋介石兴奋起来。为了使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尽快破产，蒋介石在李宗仁邀请他参加的电报中签上了一个“否”字。他认为，这种“拒绝参加”的结果，将会使南京更加混乱、更加热闹，也会使李宗仁的新桂系要想一统天下，那只能是“白日做梦”！

现在好了，汪精卫也拒绝参加新桂系组建的特别委员会，而且有意向他蒋介石这个已经下野的“平民”送来了“秋波”，这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之第一步。国共分裂后，汪精卫和他为争国民党“正统”，闹得不可开交，造成了“宁汉分裂”，今天他们俩又为“宁汉合流”其利益被新桂系夺去还得“联合”起来。这政治舞台的变化，也就像天上的风云。难怪有人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从“对立”到“对话”的转变，用浙江人的话说就是“螃蟹越山沟，翻了一个个儿”了。

蒋介石想，要打败李宗仁其实很容易。只要汪精卫在南京一闹，新桂系就没有好日子过。同时，他蒋介石可以操纵江浙财团，不让他们给那个南京特别委员会以经费支持，李宗仁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就像在釜底抽薪。到那时，新桂系控制的南京政府，将控制不了局面，南京最终还是由他蒋介石来掌权。

当然，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而是希望这个局势朝着他拟定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他最好离远一点，溪口还算近了，干脆去日本一趟。反正宋老太太那关还得去过，否则和宋美龄的婚事就搞不成。于是蒋介石决定，他专程去日本，见他那个未来的丈母娘。等国内局势一变，他会马上回来的。

打定主意后，蒋介石就从溪口来到上海。然后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悄然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去了。

（9）

汪精卫在上海见不到蒋介石方面的任何人，于是决定回武汉，另起炉灶。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带着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回到武汉，马上把唐生智从安庆召回武汉，然后决定恢复他的武汉政权，现在“中央”已撤销，而且还发布过宣言，所以用什么名义进行“反水”的号召，这得进行一番仔细斟酌。猛然间，他想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就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否决李宗仁那个“南京特别委员会”。

唐生智的军队现在已经有五个军十多万人，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只要汪精卫说打哪里，他就会不折不扣的去打那里。

前段时间，为了东征，唐生智已经把这五个军摆在了长江以北的沿岸。孙传芳攻龙潭的时候，唐生智打着支援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招牌，趁虚占领安庆。其实是趁桂系第七军被拉往龙潭前线，安庆空虚，强行占领。

在军阀角逐中，唐生智的军队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唐生智的军队，以前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第四师。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督军赵恒惕手下有四个师，而唐生智的第四师是专门负责镇守长沙的卫戍部队。但唐生智本人对赵恒惕的“统治湖南”是抱否定态度的，他崇尚南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所以，在赵恒惕到北京述职期间，他公然打出了“反叛”的旗号，宣布脱离北洋军阀阵营，这样就遭来了其他师和驻扎武汉的吴佩孚军队的“围攻”。

情况危急时，唐生智急忙向南方广东国民政府求救，广东方面立即派出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广西新桂系李宗仁也派出一个团作为先遣军前去增援，唐生智的部队也立马被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样他就正式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北伐军阵营。

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早在曾国藩时代，这里就热衷于“武力”，因为曾国藩在这里曾建立“湘军”，并打败了从广西北上路过湖南的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军队。自此，一直是湖南人的骄傲与荣耀。几十年过去，这里对“武力称雄，打打杀杀”依然很热衷。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民国刚刚建立时，统治湖南的都督叫焦达峰，这是一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却只上任十天，就被人杀了。接着，由谭延闿来“继任”，后又被袁世凯驱逐，派心腹汤芗铭为都督。袁世凯死后，谭延闿又重新执政，后却被傅良佐替换，以后傅良佐又被张敬尧替代，接下来的顺序是程潜、谭延闿、赵恒惕，真是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

后来，唐生智的军队到了武汉。在第二阶段“北伐”的时候，其第八军扩编了五个军，被称为第一方面军，而张发奎的第四军则扩编为三个军，被称为第二方面军。后来宁汉合流后，把这两个方面军合编为第四集团军，由唐生智任总司令。目前，张发奎的军队已经南下广东，只有唐生智一直屯兵在九江以下的长江两岸，特别是安庆一带。

在汪精卫与李宗仁谈判期间，唐生智的军队一直在九江、芜湖一带屯扎，他们趁李宗仁调兵东下与孙传芳军在龙潭大战时，声言要支援南京扫平直系军阀，于是派何键的三十五军为江左军，刘兴的三十六军为江右军，顺流而下并乘虚占领了安庆。

这样，唐生智就拥有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的地盘。当汪精卫把他召回武汉要他一起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时，这位在政治上一直都追随汪精卫的军阀，马上通电宣布：“南京特别委员会实属非法，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实难合作，从此不受南京节制”。

唐生智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主导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接着，他马上命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部东进，在芜湖东北的当涂与新桂系第七军副军长夏威的部队展开前哨战。

（10）

李宗仁、白崇禧对唐生智偷夺了衔在嘴里的安庆本来就不满，但由于宁、汉、沪三方已经统一在了南京特别委员会之下，所以就不好说什么。现在，唐生智居然追随汪精卫打出了“反叛”的旗号，正好找到了借口，出兵收复安庆。

在军事讨伐以前，李宗仁为使新桂系“师出有名”，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发动这场战争的必要性。这是李宗仁不同于一般军阀的高明之处。想当初，如果不是从社会影响、民心所向等因素去琢磨，单凭一点军事力量，以李宗仁、黄绍竑为主的新桂系，是绝对不会在广西消灭曾称霸一时的陆荣廷、沈鸿英这些“旧桂系”的。

所以，在对待汪精卫、唐生智这些人时，李宗仁要尽力做的大度一些，把桂系需要打通武汉、拼接长沙为“走出广西”扫平道路的战略意图竭力隐瞒，而要大张旗鼓地打出维护“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最高利益为旗帜，采用“先礼后兵”的方式，才能把事情做得完美无缺乃至滴水不漏。他知道，唐生智曾号称拥兵二十万，是不会轻易答应“南京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条件的。何况还可以把条件订得更苛刻些，让唐生智更不能同意，这样就可以达到“开战”的目的，然后就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给对方。

李宗仁想，如果打胜了这场战争，新桂系在国民党中的威信就会提高，势力也会增强，其霸主地位也就从此稳固，为以后更大的发展也铺平了道路，说不定还可“一统天下”。如果打败了，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汪精卫一占上风，他就得请蒋介石回来，这个局面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在南京李宗仁的官邸里，白崇禧、夏威等一干桂系将领，正在给李宗仁献计献策，如何去收复安庆。第七军副军长夏威说：“唐生智也太狡猾了，他趁我们在龙潭与孙传芳决战，却打着增援我们的旗号，抄了我们的后院。这个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德公，以我看，我们不仅要收回安庆，而且还要把唐生智赶回武汉去！”白崇禧捎了捎后脑勺，然后看着李宗仁说。白崇禧的捎头，只是一个习惯，并不能代表他有很多头发。其实，他才三十四、五岁，头发已开始谢顶了。

李宗仁点燃了一支烟，对于这个问题，他已沉思良久了。唐生智的军队，不是说赶走就能赶走的，他手里毕竟有五个军的番号，少说也是十万余人，加上江西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也就有了十四、五万之众呀！而桂系的三个军加起来连五万人都不到，这种实力也太悬殊了。如果一开战，桂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李宗仁想，还得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于是，他接着白崇禧的话，说道：“健生说得对！我们对付唐生智不仅仅是要收回安庆。我们要把他赶回武汉去，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彻底打败他。可是我们的广西子弟兵既要守南京，又要去征讨唐生智，这明显是力不从心呀！”

“我看，我们可以用特委会的名义进行征讨，这样，在特委会名下的其他各军也就只能听命了。”夏威说。

“夏将军说得对，可是要使这些人听命，可能没那么容易，特别是何应钦的第一军，但我们也只能这样做。”白崇禧说，“德公，我看，我们不妨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这样才有必胜的把握！”

“健生说得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必须以特委会的名义号召党内各派各军对唐生智进行讨伐。但我们不得不考虑民意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师出有名，不然我们的路走起来就更难。”李宗仁说，“现在孙传芳与张宗昌已经龟缩在山东了，我们应该乘胜追击，不然我们的龙潭之战就白伤亡了那么多人。所以我想，要讨伐唐生智，我们还需要很多人支持。同时，在讨伐之前，我们必须派出谈判代表，谈成了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谈不成再用兵也不迟。”

是的，要对汪精卫、唐生智用兵，毕竟是在国民党内，如果不谨慎处之，新桂系将处于被动状态。自蒋介石“下野”后，新桂系在江浙、上海一带的财政收入已很有限，那些地方可以说是蒋介石说了算，新桂系的人根本就插不进去。

（11）

现在，汪精卫、唐生智公然不顾大局扯起了“反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旗号，这又是对新桂系不好的一个信号。如果不采用政治手段，单凭军事行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李宗仁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在政治上，必须以“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号召，充分利用原武汉国民政府投过来的人员去与唐生智谈判；第二，在军事上必须就地解决兵源，把湖南籍的军队利用起来，给他们的长官许以高官厚禄。

要完成以上攻略，必须做大量工作。李宗仁马上想到了两个人，他们都是和唐生智一样，出生湖南，并在南京特别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的人，一个是谭延闿，另一个是程潜。

此外，还有河南的冯玉祥。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要反击唐生智，没有他的“帮助”不行。只要他在武汉的北面河南，振臂一呼，说“不准搞分裂”，会把唐生智惊出一身冷汗来。这样，南京政府就有必胜的把握了。

说到谭延闿，此人处事圆滑，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说话，被称为“谭婆婆”，而实际上却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民国以来，自焦达峰被“暗杀”后，北洋政府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但是后来沉浮了好几次，依然站不住脚，干脆就投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阵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

程潜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人，早年与同盟会会员黄兴一起参加了武昌起义，曾被孙中山拟定为黄埔军校校长，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却改成了蒋介石。北伐时，程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李宗仁想，只要能启动这两个人，唐生智的问题就算基本解决。先通过政治渠道，依赖谭延闿前去武汉说服唐生智，让他不要太嚣张狂妄，还不知道谁笑在最后呢。如果前武汉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的出马，都无济于事，那就只有依靠党内军事元老程潜，通过军事手段，带兵去剿灭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李宗仁“以夷制夷”的隐形策略。

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湖南人在与湖南人“争斗”，好像与他李宗仁的桂系势力根本沾不上边，而实际上呢，只要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中，也就打通了桂系势力向外发展的通道，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事情，要通过他的运筹帷幄来逐步实现。

果然，几天后，李宗仁通过特委会在政治上获得了谭延闿、孙科的支持，在军事上取得了程潜、叶开鑫、贺耀祖的拥戴。于是，他决定，先派谭延闿、孙科去谈判，不行的话，就可以名正言顺“讨伐”唐生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