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683年，哈雷、胡克（胡克定律的发现者）和雷恩（天文学家）在伦敦吃饭，突然间谈话内容转向天体运动，讨论起行星运动轨迹的话题。哈雷对这个问题深深地着了迷。
1684年，哈雷自行前往剑桥大学，拜访已成名的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哈雷请教道：“要是太阳的引力与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什么样的？牛顿不假思索地答道：“椭圆。＂瞠目结舌的哈雷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呢？＂牛顿说：“计算出来的。
哈雷提出要看一看计算材料。但牛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在哈雷敦促之下，牛顿答应再算一遍，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牛顿闭门不出，精心思考，涂涂画画，扩大了对天体学的研究。
1687年，44岁的牛顿发表了宏篇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用几个简明的公式破解了宇宙中万物运行的规律，把欧几里得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的方法论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把托勒密用机械运动模型描述天体的规律，扩展到世界任何规律的描述。这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
1727年，牛顿去世，当时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博，给他写了一段很有名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片光明。”
为什么牛顿这么牛？在牛顿之前，人类对自己能否认识自然缺乏信心，比如苹果为什么会落地，日月星辰为什么升起又落下，在当时是无法被人认识。中国人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趋狗；西方人讲，上帝有愤怒之鞭。人类对自然充满了恐惧和迷信。
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用数学来推算的精密系统中，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牛顿是第一个叩开规律大门的人，他让后来者看到，对规律的追索可以帮助人类控制自然，可以不断获得进步，这是一件可能的事。
后来人将牛顿的方法论概括为机械思维，其核心思想是①世界变化的规律是确定的；②规律不仅是可以被认识的，而且可以用简单的规律或语言描述清楚；③规律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应用到各种未知的领域指导实践。
机械思维更广泛的影响力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准则，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因果性和可预测性。有其因必有其果，要想让结果被人们接受，就必须知道原因。利用这个方法论，西方社会可谓无往不利，搞出了很多新发明新创造。
二
牛顿《原理》巨著出版前109年，东方也有一本被李约瑟称之为“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的著作完成，它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时李时珍已经61岁，为了这一刻，他足足准备了27年。
李时珍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14岁考取秀才，但17岁、20岁、23岁，三次参加乡试，都没考中举人，从此便决心放弃科举仕途，专心研究医药学。他一边寻访名家、拜师学艺，一边行医实践、积累经验。
1559年，有人推荐李时珍到太医院任职，使得他有机会通览皇家所藏医书，抄录了海量的药藏名录、施药典例和古方偏方秘方，研究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获得了大量民间的本草信息，看到了很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大大丰富了他的写作素材。
《本草纲目》全书约190万字，共52卷，分为16部60类，共收药物1892种，插图1165幅，药方11096则，集我国16世纪之前医药学研究之大成，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1603年以后，《本草纲目》在国内翻刻几十次，有50多个版本，在国外翻译成拉丁、法、日、德、英、俄、朝鲜等文字，仅日本就先后出现了11种翻刻本，40多种改写教材和研究本，影响力撒遍全世界。
与牛顿的机械思维不同，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依靠的是大量的前人积累、历史经验和自己的方法总结，只有是什么，没有为什么；只有不求甚解的相关性，没有因为所以的因果性。知道药物有效，但背后的原理规律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深入研究。
没有可靠的因果性作支撑，有些一本正经的相关性就会经不起检验，甚至看起来像是笑话。李时珍收集了很多奇怪的偏方，例如，妇人血崩，用老母猪粪烧灰，酒服三钱治之；人尿床，用以热饭一盏，倾尿床处，拌与食治之，勿令病者知。这些看着莫名其妙又很是搞笑的方子，当时却走进了一本煌煌巨著。
事实上，我国很多历史科技成就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我国古代科技辉煌灿烂，在天文历法、农业等几乎各个方面都领先世界，我们发明了很多技术，但这几乎都是凭借经验和偶然得到的成果，很多技术都处于科学实验和经验现象记录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和体系。
三
鸦片战争，两种文明的方法论相遇，首先较量的是军事领域，大清朝一触即溃，一败再败。当时，清朝与英国的火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皆为黑色有烟火药，其主要成分是硝、硫、炭。然而，1825年歇夫列里提出黑色火药的最佳反应方程式：2KNO3＋3C＋S＝K2S＋N2＋3CO2，并形成最佳火药配方。英国按照这一方程式，配制了枪用发射火药（硝75％、硫10％、炭15％）和炮用发射火药（硝78％、硫8％、炭14％），这两种配方确定为标准的火药配方，威力很大。
清朝的火药发展，主要凭借经验的层积，鲜有理论上的层层揭示，清军制造的火药仍是数百年不变的配方（硝80％、硫10％、炭10％），含硝量过高，容易吸潮，不便存贮，爆炸效力低，与英军交战远不能敌。这是典型的中西技术对比。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列强的先进军事力量、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不断冲刷着古老的中华文化，我们开始怀疑、继而反思，并大声疾呼、发动改革、奋力图强，你方唱罢我登场，改制度翻来覆去终定一统，改思想兜兜转转还未完成。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都是批评我们的传统思维观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思维、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的求是精神，智者还在大声疾呼，人们还在孜孜以求。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基于因果关系的机械思维，已成为社会主流，这是值得庆祝的进步。
那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利用相关性研究问题的方法，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为什么中医始终存在巨大的争议，就是因为中医原理无法纳入机械思维，无法用因果性来解释，我很喜欢的罗胖和万维刚都以此反对中医，感觉他们对此很是痛心疾首。中医强调整体性相关性，反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机械思维认为就应该是这样呀，因为头疼，所以就要医头；因为脚疼，所以就要医脚。
四
不过，这个世界不绝对，凡事都有例外。这个世界，也有因果性解决不了的问题。进入到信息时代，机械思维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了。
简单的系统、一般的问题，因果性好找，机械思维的方法论好用，可以用简单的规律和语言描述清楚，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宇宙系统更复杂的人体系统、社会系统和微观粒子领域，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原来是有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有因果关系解释不了的东西，上帝原来也在偷偷掷骰子。
真实的世界，是一张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关系之网，许多因素互为因果，多个原因共同作用形成一个结果，一个原因形成分叉造就多个结果，你影响我，我也影响你，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社会领域、生态系统，我们几乎不可能像在数学、物理领域那样，找到一个简洁的规则，可以从一个原因推导出一个结论来。
有些因果可知，但中间的变量实在太多，我们人类的计算能力达不到，比如计算骰子落地时的朝面问题；有些问题，对我们人类来说本身就不可知，比如观测电子运动速度和位置的问题。总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难以用明确的公式或者规则来表示的。
五
近年来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大数据建设如火如荼，人们忽然发现，即使不知道原因，也可以从大量数据中直接找到答案。比如说，大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咖啡评论和销售网站上放信用卡和房贷的广告，搭配的效果非常好，为什么会这样？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找不出原因的答案呢，从那种单纯追求因果关系的机械思维跳出来呢？
前段时间《我不是药神》热播，引起议论纷纷，为什么有效的新药价格会这么昂贵呢？原因就在于现在的药品研制机制，通常需要分析疾病产生的原因，寻找能够消除这种原因的物质，然后合成新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费用非常高。七八年前研制一种处方药，已经需要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投入1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如今时间和费用成本都进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在专利有效期内赚回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就不会有公司愿意投钱研制新药了。
但是利用大数据，就可以改变这种新药研制的机制。比如，美国一共只有5000多种处方药，人类会得的疾病大约有1万种，如果将每一种药和每一种疾病进行配对，就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发现，原来用于治疗心脏病的某种药物，对治疗某种胃病特别有效。虽然为了证实这一点，需要做相应的临床实验，但是这样找到治疗胃病的药，只需要花费三年时间，成本也只有1亿美元。
这种方法，依靠的并非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强关联关系，至于为什么有效，接下来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反过来寻找原因，这种先有结果，再反推原因的做法，和过去通过因果关系推导结果的做法截然相反。
吴军在《智能时代》一书中强调，“在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时，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不确定性，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原来的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知道的答案，这便是大数据思维的核心。”“大数据思维和原有机械思维并非完全对立，它更多的是，对后者的补充。”
那么，李时珍在五百年前的经验积累，中国人民在五千年间的实践检验，是不是也是一种尚待开发的大数据呢？只是由于人类认知、实践、记录方面的能力局限，中医那些相关性的原始数据积累，体量还不够大，验证还不够准确，保存还不够完备，所以，它不是很好用，它出现了很多谬误。
但是，它一定是存在那种不为人知的中医药和治病救人之间的强关联性，只要我们能够用信息时代的手段持续发展完善，并用牛顿的因果思维来解释和升级，中医药一定能够焕发新的光彩，而绝不是某些人嘴里的狗的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