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妇科病房是一部情景剧的场景，第一次来时，这里展现的就是一幕拥挤、怪异、黑色幽默的舞台效果。而今天，走廊里排列的加床大部分空了，寥寥几个病人迈着滞重的脚步沿走廊边散步；夜班护士已经离开，值白班的几个护士也不像之前那么紧张，从容地更衣，看医嘱，回答患者家属的咨询。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住院医生都面无表情。门诊大夫相对表情要丰富多彩一些，比如妇科专家门诊的齐瑞玲，就是个快人快语的漂亮女大夫，她的面容就像一张晴雨表，随着病人对病情的陈述栩栩如生地变化着，或蹙眉，或撇嘴，或微笑，或调侃般扬起眉梢，或责备地做发火儿状，或无奈摇头，或开怀赞许……那些表情极大地鼓舞了患者的情绪：有一个人，并且是自己的大夫，能够如此认真投入地倾听自己的讲诉！有什么比这种关注的姿态更能安慰因病痛折磨而丧失了健康心态和尊严意识的人们呢？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论养生》中说：“选择医生的时候顶好请一位性情适中的。”这里的适中，是说医生对待病人及病情应该有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态度，既不纵容病人，也不忽视病情，一切尽在掌控，又谦和体谅。同时较高的修养和悲悯的天性，也能给病患带去良好的心理暗示，令他们飘忽悬荡的心神得到安慰，有所依托，从而加快病情的好转。
住院大夫之所以表情麻木也是情有可原的吧！每个大夫要负责N多个病号，人们走马灯似地围在他身边问这问那，还要写病情记录，制订治疗方案……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台接一台手术在等着他们去主刀。你在电影电视剧里见过几个大夫在手术台上谈笑风生？喜怒哀乐对于他们可能太过奢侈，他们几乎没有表达情绪的空暇，一件接一件事等着他们去处理呢，一个不小心没嘱咐到，就可能引发医疗事故吧？
“73床，家属来了吗？签手术同意单！”等大家在医生办公室坐定，白净斯文的李医生铺开一张白纸，黑色签字笔几下就勾画出一个子宫结构简图，他一边指点，一边对我做手术情况告知。根据各种报告单和内检情况，从症状讲到治疗方案，从手术方式讲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他绕着手里的签字笔，大概绞尽脑汁想找到最直白通俗的字眼，以便尽可能不出现术语地解释清楚，好让我尽快明白手术状况。这对他来说貌似很不轻松，他应该属于敏于行而讷于言的那类人。于是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费力的讲解：大夫，宫腔镜手术我很了解，直接签字吧！他如释重负！转过头去看同意书，以掩饰突如其来的解脱，不易察觉地舒出一口气。
签了“生死状”出来，马上有护士过来做“P试”、抽血、备皮、讲手术前后相关注意事项。这是个不到三十岁戴眼镜的漂亮姑娘，指着手术准备单让我签字时，我冲她微微笑了下，她一愣神。当她从我手腕上拔下针头，我又笑着对她点点头，这次她终于也笑了，笑脸很美。我一直知道，微笑是能传染的，希望帅帅的大夫也能绽放出微笑来，加油！我对自己说。
手腕被小护士戴上一个淡蓝色的手环，叮嘱不许摘下，直到手术结束。坐在公交车上，很留心地观察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个手环，似乎没有。这让我想起希特勒德国时代，犹太人无论在哪里都必须在胸前佩戴星形胸章，对每个犹太人来说那是极端的耻辱。尤其是对每一个佩戴那个标志的人来说更是一种心灵枷锁，旁人也许并未注意或在意，自己却是极其敏感的，如同古代在脸上烙铁印那种严酷刑罚，摧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肉体，更是对灵魂的鞭挞与羞辱。此刻我深有体会：注意到的人会不会因此有意躲避我？会不会怕我把他们想象中的毒素传播给他们？这个手环让我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一个被标记者。然而，我并未产生可能被歧视的忐忑不安，倒像得到一个新玩具般略觉新奇和有趣。
遵医嘱午餐只喝了一碗面汤，因为不许吃馒头米饭炒菜，不许吃蔬菜水果点心，牛奶倒是没在禁食之列。几个小时过去，尽管躺在床上不动，还是有了饥饿感。想到来时路上遇到的那个推着三轮车卖嫩玉米棒子的小媳妇，此刻，来几穗蒸得香甜粘糯的玉米棒子可就太好了……可惜，想想算了。
终于等来了床位，九号，但愿不会在这里待得太久。室友是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妈妈，一个是自来熟，刚一进来就被她盘问了一番病情、要做什么手术。没等我开口询问，就主动讲起了自己的情况，所以五分钟后我已经获得以下信息：她因宫颈后位癌手术，宫颈癌筛查发现，手术后已三天，明天出院，花费已近两万元，家里已有两个孩子，拜托医生给自己切除子宫未果……这人表达欲太强，说话风雨不透，旁边根本没人能插进话去，我哑然失笑。另一个倒是非常安静，有问才答，问其住院原因，听其答曰“剖腹取囊肿”，我脑子里居然立刻蹦出“探囊取物”这个词，简直太不合时宜啦。据她们的结论：没有生殖系统毛病的女人不是真女人。貌似搞笑，又貌似事实。
接下来要被护士带去清肠了，据说过程超恐怖、超级灭绝人性。不过，就在这篇杂记时断时续的记录过程中，我对越来越近的手术台的畏惧感渐渐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