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找一件东西怎么也找不到，翻箱倒柜中，翻出来那一叠二十来年前的泛黄的信，它们总是被遗忘在角落里，尘封着，只有找东西或大扫除时才能见得光日，不一会儿就又被封起来了。
忘了东西放哪里，我们常会懊恼，但联系不到旧日朋友，我们却往往没那么懊恼，尤其是那些已经十几二十年联系不到的朋友。我们的日子那么长，丢掉一两个故人，仿佛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见，人大多还是物质的，薄情的。
在这些泛着霉味的旧信中，有四封特别勾起了我那同样泛着霉味的记忆。
韩笑是从其他中学转学来的。他皮肤白白净净的，但人却不像皮肤那么清楚，虽说架了一副眼镜，却没有多少书卷气。他有些驼背，印象中腿就没站直过，肩膀也总是斜楞着，反正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经的好孩子，但也不像是个彻底的坏孩子。他的眼神总是迷离的，这让他常常像一个游离在正与邪的边缘的、孤独的灵魂。
初中时，我的死党朋友基本都是老师眼里的“坏孩子”，老师们都搞不明白我这个名列前茅的学生为什么不像其他好学生那么安分，总是和班里的“差学生”混迹在一起。可我从不觉得那些孩子坏，他们除了学习成绩不好之外，没什么坏的。他们直率真诚、肝胆仗义，而且个个聪明，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让枯燥的学习生活没那么无聊。倒是那些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整天为了名次或奖励明争暗斗、总像防贼似的防着彼此，笑得都那么虚伪。
“坏孩子堆儿”总是有一种特殊的物理引力，很容易把那些长着反骨的人吸纳到一块儿。韩笑很快就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大家凑在一起时，他话并不多，总是痴痴的笑，憨中透着那么一点点藏都藏不住的邪气。大家出鬼主意找乐子时，他从不抻头挑事，但我始终觉得他是这帮人里最聪明的一个。
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没错的。那年夏天，一帮死党中只有我们两个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但相比之下，我始终觉得他比我厉害。因为我是保送的，只考语数英，我不擅长的体育和学不清楚的物理、化学都不用考。而他是经历了大浪淘沙，齐活儿通关挤进的市一中，含金量自然不一样。
进了高中，我在二班，韩笑在四班。我和发小一个班，每天就两个人厮混在一起，韩笑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圈子。重点高中里，好孩子占绝大多数，大家都是奔着一本以上的大学去的，即使这样，韩笑还是很快就从一批“精英”中筛选出了那一小撮“坏孩子”，并成功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我们还是会在假期和初中那帮死党聚在一起，但我和韩笑之间的关系疏淡了很多，以至于当我偶尔和高中同学提起，我和韩笑曾经是一起在半夜跑出去吃喝玩乐的朋友时，他们都不相信。
高二的一天课间，一帮校外的人冲进楼道，气势汹汹地冲向四班，揪出一些男生就打，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人都躲在各自的班级门口看热闹。混乱中，我看见几个痞子一样的人冲向韩笑，骂骂咧咧地拳打脚踢，韩笑反抗了几下就蹲在了墙边，只有抱头招架之力。我下意识的要冲过去，被发小一把拉住，“你疯了！”
这帮人很快结束了战斗，横鼻竖眼得下了楼。韩笑和几个挨打的同学也慢慢站起身，朝楼梯走去，我迎上去，问韩笑：“你怎么样？”他只是微微抬了抬头，嘴角挤出一丝笑，应了声“没事”就走过去了。他眼角红肿着，鼻子流了血，眼神闪躲着我，透着倔强和不甘，还有一些不好意思。他迅速地下了楼梯，我僵在原地大声喊，“算了，别追了！”身边几个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可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在这种场合对这帮无可救药的“坏孩子”喊出这句话。在已经模糊的记忆里，我和韩笑在高中期间几乎没说过几句话，这就是其中的三句。
高三的时候，韩笑又转学了，转回了北京，因为北京高考的分数线比河北低一百多分。我已经想不起来，他走时我们有没有告别，总之，在那段昏天暗地挤独木桥的日子里，我自己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更无暇关照他的死活。一纸录取通知书把我带到了海边城市的一座半军事化管理院校，大一生活是新奇的，很多事情都能让人的情绪轻易就达到兴奋点，应接不暇的新人新事充斥了我的生活，初中那些死党在我有限的脑容量里很快就被排挤掉了。我一向是一个不怎么恋旧的人。
我已经记不起是如何得到韩笑的通信地址，什么时候开始给他写信的。这四封陈年旧信上最早的邮戳时间是1997年11月，但从那封信的内容看，我们在那之前就已经通信有段时间了，我也隐约记得还应该有几封信，但并没有在这堆旧信里找到它们。
我真的记不清曾经给韩笑写过什么，如果他也还留存着我给他的信，想必现在翻看着也想不起自己给我写了什么吧。他的来信中聊得多是他的工作（他好像上了两年专科就工作了）、他的爱情、他的迷茫，由此揣测，我的去信大抵也不过是我的大学生活、我的情感、我的纠结困苦之类的东西吧。两个人在自己的喃喃自语中有意无意地慰藉着收信人年轻而迷乱的心情，其实很多话更像是说给自己听得吧。
“.....你在信中说过，人只能适应社会，若要社会来适应自己，就会被淘汰。我们只能在尽力的保留个性的同时尽量的融入社会，凡事不可强求，所谓各尽人事但凭天命。”这是韩笑回信中引用的我给他写的一段话，我竟然在大二时就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如今看得我自己都惊到了，看来我确实熟的有点早。也可见，当年的我和韩笑都是对方的心灵捕手，对工作、对个人情感，乃至对人生的讨论和探求都是在絮叨各自生活囧态时那么自然的流露，我们都是聪明的“坏孩子”。
在四十岁的年纪看二十岁时写的信，惊异于韩笑与我的少年老心。真有些不明白，是我们过早开化，还是这二十来年自己虚度了年华，很多道理我们竟然在二十出头时就明白了，很多话题我们竟然在青葱年代就在苦苦思索，甚至想的比现在还深刻。可能在那个年纪难免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 的味道，但我相信，无论是韩笑，还是我自己，绝对都不是矫情的人，当时的我们，对繁乱世事和复杂人情，有着比同龄人更为敏感的触角和更为细腻的情感。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相隔异地，却能彼此安抚现世不安的缘由所在吧。
记得大学同寝室的一个姑娘曾经问我，为什么不让韩笑做你男朋友？我回答，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说要做我男朋友啊，他有他喜欢的类型，我也觉得我们不是那回事。每个人的感情世界里都有那么一个人吧，他能走进你思想的深处，却总是在通往你心灵深处的路上擦肩而过，你们从不刻意地追求什么，也不执拗地回避什么，就是那样心无旁念地平行行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偶尔相视一笑，任脚下的路带你们走向各自的远方，无风无雨，无喜无怨，你们只是走得最近的同路人，仅此而已。
最后一次见韩笑，是在一个寒假，已经记不清是98年还是99年了。那是我第一次到他北京的家，首钢的宿舍，一个很大的小区。我是和男朋友一起去的（这男朋友早已成了我的老公），韩笑家不大，虽然是白天，但房间里很暗。韩笑说：“我自己在家不爱开灯。”这倒很符合我对他的认知，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安于封闭的人。
我和男朋友只在他家坐了一会儿，他就说请我们吃晚饭，在他家小区里一个小饭馆，我们点了几个家常菜。我和韩笑随便聊着初中那些老朋友，他说很久没联系他们了，问我他们怎么样。我从家里来，他以为我的消息会多些，其实那几年我在外读书，寒暑假回家也是懒得动，和初中那帮朋友的联络也不比他多多少。
男朋友听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句话也没说，一来是插不上嘴，二来是韩笑好像没有意识到我旁边还坐着一个人，始终没有和他搭话，更主要的，其实是我和韩笑之间话也不多。你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远隔千里时可以推心置腹，真的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好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心灵的交汇或者灵魂的碰撞总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说也说不清。
韩笑在我的生活里，就定格在了那一刻。那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也没再通过信。毕业后，我和男朋友到了远离家乡的厦门，与大连比起来，离北京更远了，那个曾经在迷茫岁月中安定过我的心神，倾听过我的故事的人就这样远隔重山万水，被遗忘在了旧日时光里。
近几年，我曾和一些家乡的老朋友打听过韩笑，但没人知道他的消息。他应该奔劳在硕大帝都的某个地方，他也尘封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屈指可数的几次翻腾旧物时看到旧信想起的他，还是他初中转学到班里时，站在讲台上接受老师介绍的模样——惨白的脸，一副大框眼镜，眼睛睁不开的样子，斜着肩膀，一脸的无所谓......
现在看来，在我青春年少的那段路上，韩笑曾经应该是一颗小而亮的星，当繁星点点时，他绝对不是那些照亮我夜空的炫星中的一颗，但当阴云密布时，他一定是唯一能够穿透云层闪出微弱光亮的一颗。我想，在他迷茫求索的人生路上，我也应该曾是一缕不曾给他带来风雨，但却送过不一样的清凉的微风。每个人有生的日子都会这样吧，有一个或几个不一样的人，路过你的路，留下一抹阳光，却没有惊扰你的人生。
几封旧信勾起我沉淀的记忆，说是记忆，其实已经有太多东西记不清记不起，那记忆就像初秋的清晨，凉凉的隔着一层雾，那人那景都在雾中若隐若现，或许他们真的存在过、发生过，也或许他们只是我触物及情的幻觉，谁知道呢。那些被遗忘在旧日时光里的人，假若有一天活生生的跃然面前，我们是会喜极而泣，还是仍是宛然一笑，相视无语呢？毕竟，日子都蒙了灰......
有一天不思考
2017.7.16 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