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死在大年夜，这对活着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吉利，但对祥林嫂而言，不论在什么节点，只要能够早早地离开充满戾气的冰冷现实，就是自己最好的解脱，也是最好的归宿。

用这样的言语来描述祥林嫂之死，似乎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人性关怀。但是从她生活的境遇和所处的生存环境看，祥林嫂只有与落寞的社会告别，才能从惶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逃脱，才有可能在另一个世界享受到基本的尊严，才能体味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非人间的社会，处处都有鬼闪眼的凝视，时时可见一张张沾满血渍的血盆大口。每一个在社会底层苦苦的挣扎者，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口中的猎物。置身其中，要么心甘情愿地扮演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要么是“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铁屋中呐喊”的同时，并振臂高呼，应者四起。而对祥林嫂来说，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她是没有奋力抗争的勇气的。所以只能扮演鱼肉的角色。作为奴隶之身，祥林嫂是值得博取世人同情和怜悯的；而怀有奴隶之心，祥林嫂又是可悲可恨的。也正是双重“奴”的紧箍加身，注定祥林嫂只能以凄惨的死去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完满”。

存在就是一种理由。造成祥林嫂骨髓里的“奴性”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但从隶的属性上看，不外乎就是内因与外因两种。不论是主要决定性的，还是次要辅助性的，这种内外交叠形成的强大威力具有摧枯拉朽的灼伤力，铜墙铁壁难以幸免，更何况孱弱的身躯。从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祥林嫂生活的世界看，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温度和亮色，一切是如此的冰冷和令人窒息。除夕将至，万家歆享太平，鲁镇充满喜气，热闹非凡。但对祥林嫂而言，“幸福快乐是他们的，自己什么也没有”，她只是一个身处局外的异乡人。不论是初到鲁镇，还是第二次到鲁镇客居在鲁四老爷家，由于是外来客，她始终无法，也不可能融入到鲁镇之中，成为真正的鲁镇人。尽管第一次到鲁家，凭借自己的勤劳能干得到东家的认可与接纳，但从心理上，鲁家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是没有人发自内心把祥林嫂视作同类的。主奴地位的悬殊，鲁四老爷及四婶不可能用平视注视祥林嫂；佣人和短工虽然与祥林嫂处于同样的社会阶层，但因为祥林嫂是从外地逃来的寡妇，所以没有人愿意把她划入自己的阵营。尽管没有资本俯瞰祥林嫂，但从骨髓里还是矮化她的。正是基于此，当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以后，东家鲁四老爷并没有勃然大怒，只是说了一句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话——可恶......然而......至于土著的鲁镇人，也没有表现出极大的愤怒。

如果说鲁四老爷的冷漠是缘于他作为“上层人”的心理优越及这类事司空见惯可以理解，那么那些和祥林嫂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的“劳力者”们的冷漠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不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如果身为同类都对祥林嫂投之以同情和怜悯，都为之打抱不平，反而就不正常了，就与鲁迅先生写作的初衷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人，一旦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病相怜的悲悯情怀，其走向反面就变得非常可怕。寄居在鲁四老爷家的一群人，尽管他们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们和祥林嫂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同类所遭受的悲苦时，不是掬一点同情和救助，反而是揶揄和嘲讽，不自觉地扮演起帮闲和帮凶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对祥林嫂的死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从文章有限的信息看，柳妈与祥林嫂有类似的遭遇，唯一不同的是柳妈遵从的是从一而终的妇道，而祥林嫂却犯了一女事二夫的大忌。以纲常的标准衡量，失节自然是对自我人格的矮化。身为女人，如果自己的身体都守不住，怎么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起码的尊重，更何况是外来客。

作为社会性的群体性生物，祥林嫂生活在一群人之中，没有对自我进行封闭，但是她生活在一群面对别人的苦难时不是给予同情，而是通过咀嚼别人的痛苦而获得快感的人之中。残忍冷漠时时吞噬着她微弱的生命。长时间生活在如此的环境中，等待她的只有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当然，除了生存环境对其生命的蚕食，把祥林嫂推向不归路，造成其死亡的最重要的原因当是四座大山——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的重压。认真审视四座大山，险峻巍峨、绵延千里，哪一座都足以把渺小的生命挤压成颗粒。封建礼教道统等级森严，优等的劳心者顺应天命，坐享其成，劣等的劳力者只能任人摆布。三纲五常，虽没有显性的标杆，但内化到血液中的精粹时时释放出极具杀伤力的能量。人有三六九等，这是上苍的安排。既然命中注定，只能听天由命。正是有了先期的自我定位，所以面对不公平的命运，祥林嫂只能逆来顺受，而且毫无怨言。

一个女人，当与母体分离，就注定其比男人要矮化了许多。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当一个女人嫁入婆家，也就成为了婆家的私有财产，婆家可以任意处置。亡夫之后的祥林嫂出逃到鲁家，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脸上也有了些许的红润。可是，由于不是自由之身，祥林嫂还是被婆家抢回，并作为器物卖给了贺老六。尽管宁死不屈，磕烂了额头，但除了留下一个疤痕，所有的挣扎都无济于事。被婆家的贩卖，为其后半生的苦难埋下了种子。试想，如果祥林嫂能够像子君一样，也许就可以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但是，这种假设的条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成立的根基。

由女孩跨向女人，也就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质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纲常的框定，注定了女人随夫以后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所以才有了祥林嫂的无名无姓，才有了没有自由处置自己的权利。而先入为主的思维禁锢，让祥林嫂虽然丈夫已死，但仍不能褪尽亡夫的死魂灵的气息。这样，尽管嫁给贺老六，她也不能改名换姓取名贺嫂。从文章提供的信息看，相较于第一段婚姻，第二段婚姻带给祥林嫂的快乐和幸福要多。因为第一段婚姻除了赐予她一个名姓，带给她的只有永远无法挣脱的枷锁，而第二段婚姻则让祥林嫂品尝到作为女人的幸福——为人妻的过程中也为人母。虽然时间短暂，但在礼教阴森，纲常高压的时代，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博取别人尊重的重要条件。

幸福来得快，消失的也快。在狼叼走了她与贺老六的婚姻结晶——“我们的阿毛”之后，祥林嫂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除了多了供人茶余饭后拿来嘲讽的话题，就是一把隐形的利刃开始对其慢慢施以凌迟之刑。因作为祥林家的私有财产卖给贺老六被改嫁，一下子把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改嫁后的祥林嫂重新出现在鲁镇人面前时，她已经成为不干净的女人。封建纲常的法典关于妇道的注解赫然写着“一女不事二夫”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法典比照，祥林嫂的被改嫁正好犯了天条，触碰到了雷区，等待她的将是死后到阴间两个男人对自己用钢锯的肢解。死了丈夫，没了孩子，这本身就是人生的大痛，“活着不易”；死了还不能逃离苦海，这是何等的不幸。为了进行自我的救赎，祥林嫂只能比先前更为勤劳，以求尽早赚足购买门槛的费用。当倾其所有捐了门槛，一身轻松的祥林嫂准备触摸祭祀用的器物时，四婶不咸不淡的一句“祥林嫂，放着吧，我来拿”把她所有的希望都浇灭，并慢慢滑向万丈冰窟。精神大厦的轰然坍塌，留下的只有漫天灰尘，遍地瓦砾。

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败。四座大山的重压固然可怕，但如果内心足够强大，仍然可以屹立不倒。祥林嫂没有这样的气魄。由于对自我命运的认识不清，加之外在的挤压，内外夹击，她不想死都难，不论是带着恐惧，还是带着希望。不过，从活着的角度看，祥林嫂的离开要比苟延残喘幸福得多。毕竟，阴间的分尸仅仅是一种活人看不见的虚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祥林嫂死于外力的绞杀，还不如说是死于对自我的漠视。面对生活在没有春天的祥林嫂，我们“哀其不幸”；而对看不清造成自己悲剧根源的祥林嫂，我们“怒其不争”。不论如何，祥林嫂死了，实现了从苦海的逃离，这也许是她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