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5年第4期）
一
大学二年级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没有空调电扇的闷热屋子里给新学期每节课的老师发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极为简单，除了标题落款，剩下的就是几句客套话，大致如下：“XX老师您好，我叫XXX，是一名二年级学生。我很高兴这学期能选到您教的XXXX课，我期待在课堂上与您见面！”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我的父母多次叮嘱我要给老师提前打个招呼，给人家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躺在对面床上玩手机的斯丁格对我过去十五分钟在电脑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好奇和困惑。
“你们美国学生这么干么？”我问他。
“没听说过。”
“你说那些老师会怎么想？”我又问。
他考虑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他们应该会直接点删除。”接着他把目光转向我，得意地笑着：“鬼才有闲工夫理这些东西呢。”
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响起，发信人一栏写着“彼得”。这回轮到我笑了：“鬼来啦。”
这个彼得是戏剧系的教授，我选了他的戏剧入门，有多半理由是为了应付学校艺术类课程的要求（每个学生在大学四年之内除专业课以外必须上两门艺术类的课，作为“普通教育”标准的一部分）。他在信里是这么说的：
“晚上好！首先祝贺你已经从大学一年级迈进二年级，多么伟大的飞跃呀！等会，弄错了。严格来说，你此时此刻仍旧是个大一的小屁孩，因为明天才开学。噢？选我的课你挺高兴是么？那咱们就看看两三个礼拜以后你还高不高兴。嘿——嘿——嘿（请你自行想象我在电脑前坏笑的样子）。”结尾还有一行小字：“实话告诉你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念你的名字，所以只能蒙着胡念了，你不要怪我。我是美国人，我笨。”
我和斯丁格盯着电脑屏幕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最后他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不像我化学课的老师，没开学作业已经下来了。”
二
几天之后，我在周三的课上见到彼得。他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蓄着浓密的、近乎全白的络腮胡子。他算不上胖，只是有个鼓起的肚子，这肚子让他比我见过的其他教授少了一些书本气，给他添了几分活泼。我赶着点到了教室，刚刚坐下，彼得用指头敲了敲桌子，宣布开始上课：“这是戏剧入门课，我是你们的老师。如果你是来上编程课或者物理课的，那么我遗憾地通知你，你走错地方了。至于你的教室在哪，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也可以留下来听听，学点知识，还不用交作业和考试，多好。”他等了几秒钟，说：“好，看来大家要么是都很聪明，全找对了地方，要么就都是……呃……求知欲强，喜欢旁听的年轻人。我们开始上课。”
那是我上大学以来听过的最有趣、最生动的一节课。彼得迈着娴熟的步子，在讲桌和投影屏之间移动。他在这所大学里教了十几年书，入门课每年都有，但他举的例子，穿插的笑话，都是活的，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自己也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下课的时候我在教室门口等着彼得，想和他聊聊。
“哦，给我发邮件的就是你吧。怎么样？打算后天还来呢，还是现在就去教务处把我的课去掉？”
“当然还来，我喜欢你的课。”
“谢谢你的喜欢。现在你来教教我吧，你的名字到底怎么念？”
我极慢地重复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了几次。他跟着我说，但都不太对劲，他自己也觉出来了，皱着眉头让我又说了几次。
“别着急，中国学生的名字总是让美国教授们头疼。”我宽慰他。
“我看也不公平，凭什么你说我的名字就那么容易。我得练习一阵子，我想像你的同学一样说你的名字。”
“你以前看过戏剧演出吗？演过什么没有？”他又问我。
“没看过什么。上学期倒是演了一次，一个朋友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他的毕业作品，本来要演卡利班的演员生病回家了，他就问我愿不愿意替补。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后来结果还不错。”我回想起几个月前我那次意料之外的经历。
“啊！卡利班！多精彩的角色！我到现在还能背上一两句这个小怪物的台词：‘在梦中，我觉得天上的云彩裂开了，显出美丽的东西就要落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醒了之后，哭着愿意再到梦中。’”他自我陶醉地表演起来，我倒是早把那些拗口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了。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食堂，看着校园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石阶小路在不远处的树林里若隐若现，弯弯曲曲地通向山下戏剧系的教学楼。我回想着白天和彼得认识的场景，越发觉得这个白胡子老头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那个学期也成为了我大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那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对戏剧产生兴趣，而随着学期将近尾声，我发现自己每周都在期待着彼得的课，期待看他装作极认真地捋着胡子思考一个愚蠢问题的样子，期待听他用自嘲自讽的口气讲自己并不成功的演员生涯。
逐渐地，对我来说他在课上所教授的理论知识已经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自己买些书啃完也是可以把那些知识学得八九不离十的。那种兴趣相投、相见恨晚的亲切和一天一天形成的坚固友谊才是我所珍惜的。系里的排练结束之后，或者学校放寒暑假之前，我和彼得总会到附近的快餐店买些吃的，东拉西扯地聊一阵，从他对系主任的抱怨到我对某个女孩的暗中爱慕，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说的。
期末考试卷的最后一页，彼得留了整整的一夜空白，一行小字写着：“请在此处填写对该任课老师的抱怨、谩骂，或者画一幅幽默漫画。”当时离圣诞节只有不到两周了，我写了“希望你过个快乐的圣诞，白胡子老头儿！”
一周之后我从自己的信箱里取出试卷，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彼得全是大写字母的批注：“我就不！你又不是我妈！还有，‘白胡子老头儿’？天啊，你们国家是怎么教育你的，这就是你给你的老师起的外号吗？太没有想象力了吧！？”
从那天开始，直到大学毕业，我每个学期都选了彼得的课。
三
大三的秋季学期，彼得花了几年时间准备的，他自编自导的话剧《战争戏剧》要在学校上演。我做了他的舞台监督，负责整个演出的指挥调度。
这当然是件大事，每天下午，彼得都会挺着肚子站在学校剧场的二楼，叉着腰居高临下监督布景的搭建。他暂时收起了平常的幽默，换上一张严肃、苛刻的脸。布景墙上的假开关，道具酒瓶上的商标，花瓶里的假花种类，都必须经过他的亲自检查才能过关。要是某一处细节反复修改重做还是不入他的法眼，他就回办公室换上一身工作服，自己上阵。布景里有一堆泡沫塑料做的假石头，彼得说颜色不到位，非要重新上色，我就陪着他折腾了一下午，把那堆假石头从一个颜色变成另一个，在我看来简直没什么区别的颜色。他瞧我不以为然，说：“不信？你明天晚上就信了。”
第二天晚上，所有布景，道具上的漆全干了，我们开始调试灯光，为一周以后开演做准备。我一手举着一个假人，按照彼得的指示在舞台上移动，测试每个区域灯光的亮度和色调。控制板上的一个故障让本该十一点结束的工作拖到了夜里一点半。彼得累极了，皱着眉头，眼镜挂在鼻头上，对我说：“总算捣鼓好了。你赶紧回去休息，我欠你一顿饭。”
“哎，回来”我要出剧场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住，“还没说服你呢。”
我俩把后台的那堆石头搬到舞台上，灯光一打，重新上色的那些石头看上去果然逼真多了，作为对比，剩下没有改颜色的石头老远一看就是粗劣的道具，丝毫没有石头的厚重质感。
“现在明白了没？一下午没白折腾吧？”他摇头晃脑地问我。
“明白了。确实不一样。”
他得意地捋了捋下巴上的胡须：“这些家伙们可不是白长的，小子！”
两天过去，正式进入彩排，前面几周一直待命的灯光、音响都加入进来，没想到这个关头又出了岔子。负责音响的学生竟然在彩排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睡着了，更要命的是他那并不十分内敛的鼾声传到了坐在前面一排彼得的耳朵里。彼得缓慢地转过身来，脸上一副冷血杀手行动前的表情，他愤怒的目光投射在那做梦的人的脸上，好像要把皮肉都炙烤得冒烟了。
彼得让我把他叫醒。接着他亲自把那学生领到一旁，用虽然压低了但是仍能清楚听到颤抖的声音说：“开演前只有两次彩排让你熟悉音响指令，你居然就坐在那儿给我睡着了。这戏很无聊是么？这么多人辛苦忙活了一个多月，你觉得他们都很蠢是么？哦，我明白了，我们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打扰了你的睡眠是么？”
“不……不是。”另一个颤抖的声音说。
彼得站在那里，仍旧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可怜的学生。过了好一会儿，他好像突然疲惫了，有气无力地说：“你走吧。你在这呆着也没用，什么用都没有。我不扣你学分。”
那天晚上的彩排结束后，我到彼得的办公室里做排练报告。说到音响的问题时我俩都沉默了，互相瞪着眼。
突然彼得笑了：“刚才差点没气死我，那家伙在我眼皮底下居然敢睡着！我应该学学中国的老师，直接给他一拳。”他攥起拳头，满脸凶相地挥舞起来。
“玩笑归玩笑，”他平静下来，“问题还得解决。我们明天再找一个人来，不管谁来，但愿他学得快。”
“让我试试吧。从排练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跟着，只有我对每一个细节都最熟悉。”
他盯着我想了一会儿，说：“别中途睡着了。你要是搞砸了，我可得揍你一顿，你是国际生，我揍你学校不管。”
两天之后，《战争戏剧》开演。我负责给灯光信号，控制音响，在耳麦上通知后台演员们准备上台，还要和舞台旁侧的助理舞监沟通以确保所有服装道具都准备就绪。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我全神贯注地坐在一片漆黑的控制室里，从第一个观众入场就坐，到中场休息换布景，直到演出结束最后一个观众离场。几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飞逝而去不再回来。剧场空了以后我意犹未尽地坐在原地，眼前的这个空间从寂静无声到被笑声、掌声充满，再到人去楼空，重归寂静。明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将是同样的轮回，但其中的每一声笑，每一下鼓掌，每一句台词又将是绝对不同且独一无二的了。
“一期一会呀。”我坐在那虚空似的黑暗里自言自语。
那个学期系里的日程比往常紧，彼得的戏演完后立马就要开始把所有布景拆掉为下一场演出腾地方。我和彼得手里拿着榔头，锯子站在舞台中央有点不知所措。
“花几个礼拜搭起来的东西，一个下午就没了。”前一天晚上的演出还在我脑海中回响。
“这东西可不是电影，可以重放几百几千次，每一次的图像和声音都毫无差别。这东西，灯一黑，幕一落，唰地一声，就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永远都不会有了。”他很慢很慢地捋着胡子。
“但好在它还在我脑子里，永远都在那儿。因为我曾是它的一部分。”
“那将是我的慰藉。”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开始干活儿吧，你就想着是送别一个老朋友去远方，今后不再见面啦。”
空荡荡的剧场里各种工具“叮咣叮咣”地响起来，像一首感伤的歌。
在布景拆卸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坐在舞台边上喘口气。彼得递给我一罐无糖可乐，他把肚子不再变圆变大的希望全寄托在那“无糖”两个字上。
“问你个老掉牙的问题，小土豆（这是他给我起的外号），为什么跑这么远来上学？我听说你们国家人人可以骑着熊猫上班，多好呀。”彼得“吸溜”了一口饮料。
“哦，那当然是希望出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嘛。”我挺起腰板，装模作样地说。稍稍停顿，我又说：“这是外交辞令版的答案。还有真话版的。”
“让外交辞令见鬼去。真话，我要听真话。”彼得简直两眼放光。
我喝了一大口可乐，眯起眼睛，像一个有着沧桑过去的老英雄一样哑着嗓子说：“像我这样数学在梦里也没有及过格的家伙，考进个正经大学都难，一点不骗你。”
“唉，难怪经济学家说我们美国要衰落了，瞧瞧，连你这样的残次品我们都招进来，还给奖学金。没天理了！”彼得双眉紧蹙，充满了对自己国家灰暗前景的惋惜。
“说正经的。你们的老师真像你说的那样动不动就扇学生耳光？”彼得又问。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我见过的老师都和你不一样。”我答。
“怎么个不一样法？”
“怎么说呢，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自己和学生视为平等的人。更不用说成为朋友了。”
四
到了大四毕业的前夕，我几乎天天跑到彼得办公室去，要么借书，要么就是坐下和他聊天，直到他上课或者开会。有一天，大概是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聊到三周以后的毕业典礼，我向彼得抱怨学校如何不近人情，典礼下午结束，晚上七点以前就要求清空宿舍。让我们这些国际生上哪去？
彼得忽然不说话了，阴沉着脸，嘟着嘴。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开口了：“有件事情我正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那个……呃……你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不了了。”
“你开玩笑的吧？”
“没有，我是认真的。”
“我能问为什么吗？”
“我和劳拉的结婚纪念日就在下周，我们结婚二十年了，五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制订计划了。而且她妈妈的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们要开车去她们家，这周六就走。希望你不会生气。”
“当然不会。这是值得高兴的事，祝贺你们。”我硬挤出一个微笑来。因为家里的原因，我的父母一周前刚刚取消了来美国的行程，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现在彼得也要走了啊。
我俩尴尬地坐着，谁也不知道说什么。还是彼得先开的口：“要么这样，你在所有期末考试上都考个不及格，或者找个朋友打一架，这样他们就会把你留校察看，等你明年毕业的时候我肯定在那儿！”我俩都笑了。
周六，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吃午饭，下午彼得就要出发。闲聊了一阵子，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默默盯着自己盘子里的炸鸡腿，气氛到底有点不一样了。回去的路上，彼得问我有没有听过一首叫“我们会再见”的老歌。我摇摇头。
“那首歌是这样的。”他在手机上按下播放键，舒缓的旋律流转起来。
“我们会再见/不知在何地/不知在何时/但我知道/在一个艳阳天/我们会再见”他跟着那轻柔的女声唱了起来，歌声一高一低，一重一轻搭配得恰到好处。
在戏剧系的楼前，彼得很正式地和我握手，说：“等你毕业了，我就不再是你的老师。我们现在是朋友，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
我握紧他的手，说：“胡说什么呢，死老头儿？我一直是你的学生，你一直是我的老师。现在我终于可以这么说了，彼得，三年过去了，我依然很高兴当时选了你的课。”
他像个初学外语的小学生一样说了一遍我的名字。
“不错，可以得A了。”我捋着下巴上并不存在的胡须对他说。然后我们拥抱，挥手，道别。
四月底，天气转暖，学校的小山坡上已是满眼绿色。
毕业典礼当天，所有应届毕业生穿上学士服，戴着帽子，排着队绕学校一周。道路两旁的教授和家长们为我们欢呼鼓掌。彼得发来一条短信：“祝贺你正式毕业！我就在人群里，你抬头看看呀。”
校长的讲话结束，四百五十二顶学士帽被抛向空中。书页合上，我的大学生涯结束了。
五
我没有想到和彼得的重逢来的这么快，这么令人惊喜。那年九月，我在纽约，研究生课程刚开始一个月。彼得打来电话，说系里打算排演我去年写的话剧《熟悉的陌生人》，并邀请我作为嘉宾返校。
彼得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我。路上他问了我很多关于纽约和研究生的问题，好像比我还兴奋。说到我的戏晚上要开演，我俩想起来半年前发生的事情，都笑了。
毕业前两个月，我曾打算自己找演员把戏排出来。选演员那天，我和彼得在剧场里从下午六点坐到晚上九点，一共才来了三个人，而戏里的角色有五个人，别说“选”了，就是把我和彼得算进去才将将凑够人数。我直直地盯着天花板，被打傻了一样。
“你要是想一个人静一会儿，我就让保安不锁门了。”彼得无奈地笑了笑，转身走了。我愣愣地坐到半夜才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收到彼得的邮件：“你没有把自己吊死在我们学校剧场里吧，小土豆？那样我们还得找人把你弄下来，怪麻烦的。我知道你很受打击，但这种事情太正常了，这只不过是你将要经历的各种磨难的其中一种（相信我，我的胡子比你长）。做个厚皮土豆！”
半年之后，我手里拿着节目单，编剧一栏写着我的名字，内页有我前几天才写好的“作者的话”。我发现自己又坐在了剧场控制室那仿佛能用手触摸到的，实体一般的黑暗里。这一次我是观众，在台下看自己写下的文字被别人表达出来，如电如梦。
我从剧场出来的时候，桌子上摆着一个巨大的蛋糕，上面写着“祝贺演出成功！”这一切在几个月之前都几乎是不敢想象的。
彼得站在旁边，装出一脸的不屑：“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写了个剧本排出来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写过好几个剧本，怎么没有人给我送蛋糕的？我要回家吃冰激凌去了。”然后又凑过来悄悄说：“我为你骄傲。你是一个好土豆。快去吃蛋糕吧。”我向系里打听，蛋糕正是彼得的主意。
两天以后的大清早，我要坐飞机返回纽约。彼得有课，不能送我。我们又站在了戏剧系的楼前。拥抱，挥手，道别。
十月份，树叶已经染上淡淡一层红色，风吹过来的时候，站在高处看到漫山的树像海涛一样起伏。再过几个礼拜，就是一片深红的海了。
我和彼得仍然经常联系。那首歌我时常想起：“我们会再见/不知在何地/不知在何时/但我知道/在一个艳阳天/我们会再见。”希望那一天不会远，老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