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简书，是在朋友曼鱼的推荐下。在网站上浏览了几天，觉得很好玩儿。手边没有现成的文章，便把之前的旅游笔记翻出来改了改，凑个热闹吧。

第一次投稿，试试水。

为什么是敦煌？

《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是敦煌一词最早的记载。

敦煌自汉武帝开四郡，置两关之后，一直是河西重镇。商旅辐辏，佛教叠兴。但汉武帝为什么置阳关和玉门关与敦煌地，敦煌为什么会成为汉唐以来的边关重镇？为什么会在敦煌出现千佛洞？理解这些问题，需了解中国的地理。

中国人的历史教育，认为中国所在的区域为东亚唯一的大国。其实不然。在中国北方，阴山以北，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始终有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势力（或许不能称为稳定的国家）与中原政权并行。无论哪个政权勃兴，必称霸北方草原，或者称为匈奴，或是东胡，或是乌桓，或是鲜卑，或是柔然，或是突厥，或是契丹，至蒙古则达到极盛。蒙古后期，南方草原臣服于女真，北方草原逐渐被俄罗斯所侵夺，直至于今。

东亚地域看似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其实极端的闭塞。这种闭塞助长了闭关锁国政策的滋生，不论曾经如何辉煌，在世界发展到一体化的时代，这种闭塞最终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从历史的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这是必然的一种结果。

北方的游牧势力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像一个巨大的锅盖，将南方的农耕民族扣在锅里，困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迟早会因此窒息。为此，历代有识的帝王均为突破这种封锁而努力。

中原政权，无论秦汉，还是盛唐，虽不时的击败北方民族，但从不曾正式统治过阴山以北。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利用北方民族的内讧，羁縻内属的若干部落，作为御边的藩篱。之所以如此，盖因为中原历来认农业为本，阴山以北不适于农耕的土地对中原政权是得之不足以自肥，失之无关国本。

对于土地的态度，世界上大约有三种人的区别。其一是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牲畜所能行到之处皆为势力，良好的放牧地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其本无国界的概念，一旦土地不适于放牧了，便移帐他行，也无一点眷恋。其二是欧洲北方的渔猎民族，一旦土地的供养力不足，人口便毫不犹豫的向外迁徙。走到俄罗斯平原上的维京人被称作罗斯人，将迁徙的特性发展成对土地的贪婪，不管有用与否，先占过来再说。这种信念支持他们占领了中亚的草原、西伯利亚平原和白令海峡以东的阿拉斯加。第三种人是东亚的中国人，东亚适合农耕的土地全部开发之前，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到达地理的极限后，便死守住这片疆土，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任何外来的统治力都会被中国人同化。【注】鲜卑人进入长城以里后，战斗力迅速退化，为防止其他北方民族的威胁，反过来筑长城去抵挡柔然人的入侵。金人占领黄河以北后，不久便失去了对蒙古人的控制能力。蒙古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曾经横扫世界的极端暴力，统治中国不到60年，便已不是南方中国人的对手。清人更是极端，入关不到40年，八旗兵便不会打仗了，后期的战事多仰仗汉人的绿营兵。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文化的摧毁程度永远比不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战斗力的毁灭程度。土地赡养力达到极限后便会爆发内战以消耗人口，达到平衡的过程也是改朝换代的过程。这种平衡包括人口的平衡和土地重新分配的平衡。天性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态度。

经略敦煌意在西域。【注】西域分广义和狭义两说。广义的西域从敦煌一直到里海附近，包含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全境，甚至蒙古大部。狭义的西域指新疆。西方学者研究西域，都指广义的概念，将中亚五国区域称为西突厥斯坦地区，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地区。中国学者研究西域仅指新疆，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回避东突厥斯坦的概念，这是东西方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中国人首先提出西域概念的是张骞，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张骞对西域的介绍，地理区域包含安息、大宛、大夏、康居、罽宾等，连印度北部都囊括进来，是广义西域的范围。

东亚与西方的交通，本有两条路。一条是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一直向西，经阿尔泰山以北到哈萨克草原，然后无论向哪个方向都很方便。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政权的势力范围以外。另一条路是阴山以南，经河西走廊向西域，然后翻过葱岭，【注】岭上多产葱，故名。现在叫帕米尔高原。经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姆河和锡尔河谷地，上伊朗高原后通向地中海东岸。这条路极为艰辛，几乎没有好走的地方。然这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唯一通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分南北两道。从敦煌出至吐鲁番，经库尔勒、轮台、阿克苏、到喀什，向西上葱岭，这是北道。从敦煌出至若羌，经且末、和田到莎车，向西南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克什米尔，这是南道。【注】现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内的红其拉甫口岸即是南道的必经之路，高仙芝进攻勃律、玄奘返回唐朝、斯坦因从印度去敦煌，皆走此路。现在红其拉甫口岸和满洲里一样，都是两边国家的旅游景点。出红其拉甫口岸30公里，有个地名叫罕撒，这是香格里拉的原型之一。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形成了天然的绿洲。这绿洲便是敦煌勃兴的地理基础。中原政权的极限，便是敦煌，这是可供大面积农耕的西限。再向西，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也有若干小绿洲，因此也产生了西域四十多国，但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匈奴帝国，西域这片不毛之地都不值得纳入领土范围，双方采取了一致的政策，羁縻。只要臣属即可，派几个官吏，收上的赋税多少并不重要。因为对于汉帝国，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安全的商道。对于匈奴帝国而言，在于可以截断汉帝国看重的商道。

从敦煌西行，无论是南北道，均有几百公里才能重新到达可供补给的绿洲，南线是楼兰（现若羌东北），北线是高昌（现吐鲁番）。而从西域向东行，在敦煌必须进行休整，然后穿越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去长安。敦煌是天赐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大部分东西方商人旅途的终点。在此进行货物交换后即可获得预期的利润，而不必非要进入对方的腹地。更何况各自有各自的地盘，进去也未必划算。

佛教自印度传来，经丝绸之路南北道汇集在敦煌，敦煌便成了佛教窥探中原势力的前哨站。莫高窟能在这里形成，也绝非偶然。

【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时（公元58年-75年）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18人使西域。永平十年（58年）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用白马载抵洛阳，明帝为其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亦为我国学者所公认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后中原政乱，党锢之祸叠兴，佛教虽有所发展，但未能大规模普及。特别到汉末，中原诸侯混战，汉最盛时人口九千万，到三国时期只剩下不到二百万。别说传播佛教，就是找活人都不容易了。桓灵年间（公元147年至189年间），有个印度僧人来到长安看到这幅情景便无奈西返，至宝鸡西，僧人病死，徒弟在师傅指定的地点建寺庙供奉，这就是法门寺。后来因为供奉释迦摩尼指骨舍利而出名，再后来因为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而进一步出名（法门寺地宫的遗存，与莫高窟的藏经洞类似，是另一个传奇故事，值得去看看）。

中原丧乱之际，印度来的僧侣便多在西域、敦煌一带盘桓，敦煌的佛教便在这一阶段开始发展。西晋时竺法护（竺昙摩罗刹，意思是天竺来的僧人叫法护的），本月氏人，世居敦煌，随竺高座出家，故易同师姓。又随师游西域，通三十六种经文，博览六经。携回贤劫正法华光赞等百六十五部经，译出光赞般若、维摩、正法华、无量寿、十地、大哀、般泥洹…等经百五十部。时人尊之为敦煌菩萨。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在东晋朝，其与东晋政治上门阀世家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

一种信仰在肇始之初，如果没有社会的贵族阶级推崇是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的，因为贵族阶层即是知识阶层。没有文化人站脚助威，社会风尚则无从谈起。南北朝时的佛教即是此例。佛教进入中国的路径是要先经河西走廊进入北朝，然后才能到达淮河流域以南的东晋。当时北方的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最乱的时候，且游牧民族大多有自己更朴素的信仰，对佛教这种需要点儿文化底蕴才能理解的东西有点儿摸不着门儿，虽也有个别帝王的支持，开展一些译经的活动，但总体上，北朝的佛教是受南方影响，是北方少数民族羡慕南方汉人文化的一部分。

南方自东晋起，由于是大规模移民去南方，所以北方的贵族要想压服住南方的地头蛇就得抱团儿，东晋的皇帝要想保住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和士大夫阶层合作，这就成为门阀贵族兴起的基础。门阀贵族，理解的简单点儿，就是一个家族代表一张选票，凡属于这个家族的人，就必须代表这个家族的利益，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想特立独行，那就无法在这个家族立足。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失去家族的庇护，在社会上也无立锥之地。这是生存的概念。对于世家子弟而言，不能多想不能多说，只能做点儿别人不能轻易抓住把柄的事儿，这就形成了玄谈之风。上流社会如此，要想跻身于上流社会，会玄谈成为一项必需的技能，否则和贵族阶层无法对话。于是玄谈之风便在全社会普及。天竺来的僧侣也窥到这个门径，且玄谈与佛法在技术方面本有相通之处，这一点僧侣们个个是高手，于是高僧们便跻身东晋的上流阶层为座上宾，玄谈与佛教只可意会之处相映成趣。《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十分有趣。而佛教也自南朝而北朝，在全社会传播开来。从东晋起，中原人始有去天竺求佛者。公元399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二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游历天竺20余国，历时14年，于公元412年（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八年）返回建康（南京），著有《佛国记》。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后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和造窟均得以发展，形成了现在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