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忠实：《白鹿原》（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开头第一句就不平凡，一语惊人。

陈忠实的独到之处和大胆之处，竟然将一部宏大的“史诗”用这样平凡的语句开头，用这样撩拨人的语句开头。

主角白嘉轩一出场，未展示其高大的形象，将焦点对准了他和他的7个女人。让读者带着读小黄文的心情，去深入了解一部伟大的作品，这就是《白鹿原》让其他人无法超越的地方。

从第一句贯穿到小说的最后一句，女人是男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女人是小说人物的灵魂，确确实实可以“引以豪壮”。《白鹿原》由点及面，虽然讲的是白鹿原上老百姓的浮浮沉沉，其实讲的却是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

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
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路遥为了上面几句话整整写了三天。

《平凡的世界》手稿一开始，路遥特别想一鸣惊人，想出其不意。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大师的作品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

路遥谨记这个原则，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

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

路遥对《平凡的世界》开头是这样认为的：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以令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3.贾平凹：《秦腔》（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

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

开篇就直白地描写了一场被阉割的疯狂爱情，字里行间倾注的自然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

《秦腔》以家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大部分人和事的原型，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

贾平凹的本事，就是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写出人生的生死悲欢，社会的动荡兴衰。

4.莫言：《蛙》（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亦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

《蛙》是莫言的成名作，不但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莫言构思、酝酿、收集资料用了十多年时间，整整写了4年，做了3次修改，最终定稿，是一部触及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小说。

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5. 王安忆：《长恨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

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

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

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

一铺便是几十年。

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

王安忆《长恨歌》的开头，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写上海的弄堂，通过点啊线啊光呀暗呀的，把弄堂写的面貌模糊，又风情万种，透露出浓浓的市民气息。

王安忆对上海是相当熟悉的，然而又是不接受的。所以她只能选择站在一个至高点来看这座城市，以让自己“眼不见为净”。恰恰就是小说开头巧妙透露给读者的信息，暗合了女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绝对是饱含风情的，然而也是模模糊糊、无法触及的。

6. 苏童：《黄雀记》（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拍照。

第一句一看，就是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

《黄雀记》讲述了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

香椿树街鼎鼎有名的纨绔子弟柳生强奸了一名少女，却让普通少年保润替其坐牢。最终，保润杀了柳生。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

7.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清晨，她走来了。一辆顶灯上标着“TAXI”的白色小汽车停在路口，她下了车，略略站了站，环顾着周围。然后，熟悉地穿过大街、小巷，向前走去。

她穿着白色的坡跟皮鞋，银灰色的西服裙和月黄色的短袖衬衫。身材纤秀因而显得颀长，肤色白皙、细腻，橄榄形的脸型，一双清澈的眼睛，鼻梁略高而直，未施任何唇膏的淡红的嘴唇紧闭着，颏旁便现出两道细细的、弯弯的、新月形的纹路。微微鬈曲的长发，任其自然地舒卷在耳后和颈根。耳垂、颈项都没有任何饰物。尽管鬓边的黑发已夹杂着银丝，她却并不显得过于苍老；不认识她的人，把她遗忘了的人，也看不出她曾是怎样年轻。

她匆匆走着，没带任何沉重的行囊，手里只提着一个白色的圆形纸盒。走在这里，她仿佛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

《穆斯林的葬礼》五十余万字，叙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

开篇就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展现了回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含蓄蕴藉，如泣如诉，以细腻的笔触拨动读者的心灵，回肠荡气，余韵绕梁。

8. 古华：《芙蓉镇》（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
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
从镇里出发，往南过渡口，可下广东；往西去，过石拱桥，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
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作为山官衙门的“官产”。
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了。
木芙蓉根、茎、花、皮，均可入药。水芙蓉则上结莲子，下产莲藕，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也可让蜻蜓立足，青蛙翘首，露珠儿滴溜；采摘下来，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做荷叶麦子粑子，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一物百用，各个不同。

小河、小溪、小镇，因此得名“芙蓉河”、“玉叶溪”、“芙蓉镇”。开宗明义，点明故事发生地就是芙蓉镇。开头描绘了芙蓉镇的景物，说明“芙蓉镇”名称的由来。通过清丽的语言和丰富的辞藻描绘了芙蓉镇依山傍水，风景独好，人杰地灵。

对芙蓉镇做了整体概括，语言清丽，辞藻丰富，乡土气浓，笔调细腻，感情丰富。

读起来如饮一杯回味绵长的酒，似品一盏清香扑鼻的绿茶，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读完《芙蓉镇》，明白了人性最大的恶，源于自卑。

9. 毕飞宇：《推拿》（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散客也要做，和常客以及拥有贵宾卡的贵宾比较起来，散客大体上要占到三分之一，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能占到一半。

一般说来，推拿师们对待散客要更热心一些，这热心主要落实在言语上——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生意经了，和散客交流好了，散客就有可能成为常客；常客再买上一张年卡，自然就成了贵宾。贵宾是最最要紧的，不要多，手上只要有七八个，每个月的收入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保证。推拿师们的重点当然是贵宾，重中之重却还是散客。

这有点矛盾了，却更是实情。说到底贵宾都是从散客发展起来的。和散客打交道推拿师们有一套完整的经验，比方说，称呼，什么样的人该称“领导”，什么样的人该称“老板”，什么样的人又必须叫做“老师”，这里头就非常讲究。

推拿师们的依据是嗓音。当然，还有措词和行腔。只要客人一开口，他们就知道了，是“领导”来了，或者说是“老板”来了，再不然就一定是“老师”来了。错不了。

毕飞宇第一段就把一群盲人的世界刻画得活灵活现，他们的心思、对人心思的揣摩，构成了盲人推拿师的生意经，算不上匪夷所思，然而绝对令人醍醐灌顶。

小说的开头有一个“推拿”的定义，就是用手在人体上按经络、穴位，用推、拿、提、捏、揉等手法进行治疗，但作者写的更生动、更形象。

原来《推拿》不是推拿，揉捏的是人的感情，推拿松动的岂止是人的筋骨，分明是在荡涤心魄，是在重铸着人的灵魂。对女人的心理描摹得细致入微，然而却动人、却妩媚、却多情，芬芳荟萃、暗香袭人，甚至是那股狠劲，都让人欢喜。

10.张洁：《沉重的翅膀》（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无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唯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女作家吴为，为写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可就在要动手写的时候，她疯了。

这是《无字》的开头部分。

之所以这样写，因为女人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天塌下来，只有女人顶着，男性在女性的眼中，都是废物。

这就是《无字》最大的特点。因为这本书是作者全身心的投入，是一部豁出去了的书。

据张洁自己说：为这本书准备了十二年，就算写完立即死也值了。作家王蒙曾经称其之为“极限写作”，可见这是一部怎样的鸿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