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代的中学教育

1971年3月，随父母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李家大队复兴屯的第三个年头，该上中学了。上小学时都是夏季升学，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了冬季升学，当时大队（李家大队）所在地李家堡子有中学，离复兴屯可能有6华里。我就到大队所在地的中学上学，条件与我们村里的小学差不多。没呆几天，父亲就给我转到八道河子公社中学，就是以前的桦甸县三中，那里离家有15华里左右。刚开始住校，第二年就骑自行车走读。

学校的条件比大队的好，有几幢砖瓦平房，有学生宿舍、老师宿舍，教室、食堂（兼礼堂）、运动场、自留地。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教室在新建一幢砖瓦平房里，开始没有桌椅，每人自带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听课。后来有了长条椅，靠背带宽板可在上面写字。黑板是普通的木黑板。高年级的教室里有桌椅。

学生来源都是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子弟，有的大队没有中学，有的想读好一点的学校，学校好像没什么限制，或要什么择校费。第二年我们屯里在大队中学上学的学生也都转到这里，我们天天一起结伴骑自行车上学放学。

我们年级一共三个班，我所在的班级，大概有50多个学生，有6个像我一样的“五七战士”子女，有10多个朝鲜族学生。在八道河子插队的五七战士主要来自两个单位，一是吉林师范大学（后恢复为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职工，二是吉林日报社的员工，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和吉林市的干部。我们班上师大子弟就我一个，还有2个吉林日报社的子弟，还有2个吉林市的和长春其他单位的子弟。五七战士子弟分两个类，一类是学习好，可能是城里学习条件和基础好一些；另一类是好打架，这是不是受城市文革武斗的影响。前两届毕业生，个别五七战士子弟打群架，把学生宿舍的窗门给砸了。尽管学习好，学校老师总体上对五七战士子弟印象不好。当地学生一般都比较老实，学习也认真，年龄也比我大一两岁，那时的环境，读书无用很有市场，十五六岁，正是“半拉子”（不算整劳力）下地干活了，家里能让他们到这读书也不容易。朝鲜族男学生普遍足球、排球玩得好，会摔跤。班级成员构成不同，但大家在一起融合得很好。与我最要好的同学竟是几个农家子弟和朝鲜族同学。

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师中竟有一些文革期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就是吉林师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二年级的物理、化学老师都是师大毕业生。要不就是师范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个老教师，南方人，可能是右派下放到这里，控制使用，一次我们到他家，他给我们讲了许多课外的知识，我感觉他的知识太丰富了，学校只安排他教地理，是不是代课记不清了。学校还开了俄语课。农村学校的教学比城市里的教育要革命迟缓的多，学校没搞什么运动，上课都挺正规。学校很重视体育，每年学校都开运动会，组织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比赛。在校长支持下，学校组织个女排队，还有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经常与公社和县里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女排尤其突出，曾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学校的食宿条件太差了。主食绝大部分是玉米面发糕、玉米馇粥和高粱米干饭，冬天上顿下顿萝卜条汤，夏天也没几样菜，一周改善一次，大米饭，炖猪肉，看不见瘦肉，都是大肥肉片，吃不进，就都给农家来的同学了。有的同学嫌贵都不买肉菜。吃饭都是自费买饭票，有的同学周一从家里来就带一个星期吃的煎饼，一瓶咸菜或辣椒酱，不吃食堂的饭菜，主要是缺钱。那时农村的主要收入是种地，不允许做买卖，农民的生活很困难。城市来的学生每周家里都给几元零花钱，除买饭票，有时到供销社花2角钱买一块月饼解馋。住的宿舍是平房，一进屋，正面一扇窗户，两边是大坑，其他什么也没有，坑上的墙上有一个横板，放带来的东西，行李就卷在坑上，一个屋睡20来个人，冬天烧坑的灶膛在外面。住宿的学生每年要交30捆柴禾，学校周边的柳毛子都割光了。自己解决不了，就让家长给送来，我都是和同学合伙割的。烧坑是学生轮流烧，坑头热得烙得慌，坑梢还冰凉。厕所都是在外面的茅厕，尤其冬天特别不方便。

每年寒暑假外，为抢农时，春秋放两次农忙假，可能都是15天，春天回本村参加插秧，秋天回本村帮助收割，结束时，生产队都要写出鉴定给学校。学校也经常应邀到附近的生产队帮助插秧。我们都愿意参加，虽然累点但能改善一下伙食，到哪个生产队上帮忙，队上都供饭，大米饭，春天也没别的菜，韭菜炒干豆腐、炒大豆腐，有的队还加点大葱和酱，吃得特别香。

班主任郭老师是教数学的，我由于领会得快，学得也比较好，老师让我当数学课代表，收发作业，自习时间帮老师给同学辅导。我虽然不是班级干部，但老师对我有所期待。那时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一、二年级加入红卫兵，三年级（16岁以后）加入共青团。我积极要求进步加入红卫兵，老师和班干部都讨论过了，那一批就能加入。可是我不争气，关键时刻掉链子。原因是由于我家离校较远，每到周六中午就请假回家，只有中午走才有可能搭上回家的顺路马车，或遇到熟人同行。等学校的活动都结束了再回家，十五六里的山沟路要走2个多小时，到家天就黑了，也不安全。那个周六下午是给学校自留地干活，老师还明确不能请假。我吃完午饭也没管那些，给不给假照常走。对其他同学影响肯定不好。这把老师惹急了，我忖思老师的潜台词，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必须给我拿下。那次不仅没入红卫兵，还告到我父亲那，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不愿参加班级活动，不热爱劳动。当然受到父亲的严厉的教训。他以后到公社办事都尽量安排在周六，下午顺便骑车驭我回家。他不来，我还是照样走。加入红卫兵的事都不提了。

不久郭老师调离了学校，除此事，他对我还是挺好的。第二任班主任对我印象不好，是整体性偏见，他明确在老师中表达对五七战士子弟的不好印象。并终于找到机会在我身上发现突破口，也使我开始真正感受到人性险恶的雏形。那个学期期末，老师给学生的鉴定都让班干部帮助填写在成绩鉴定表上。可那次帮助填表的同学看到我都有意躲开，或看我有异样的表情，而且很快其他同学都知道了，看我都有异样的眼光，我不明就里，一个要好同学对我说，看看你的鉴定吧。当我看到我的鉴定时，有一行字把我打蒙了，“在同学中传播性知识……”，我哭诉着找老师理论，性知识是啥我都不知道，老师还在训斥我。后来了解到，在要好的几个同学中，我把听来的黄色笑话，觉得新奇刺激就给几个同学白话，其内容当时自己都不懂，可是有人向老师告密了，老师也不找我了解情况，直接就写在鉴定里。后来语文老师觉得太过，找到班主任，说一个没成年的孩子，没深没浅说几句错话，不至于……班主任可能也觉得不妥，在鉴定里把这句沟掉了。这个过程是后来语文老师告诉我父母的。

后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被要好同学欺骗，钱包被关系好的同学偷，老师也不待见，就有点厌学，开始零星旷课，旷课不干别的，或是在宿舍里看课本，或是到学校附近小坝里游泳。一次老师到宿舍堵旷课的学生，我正在看课本写作业，把我抓个现行，老师没言语。一次班里开会，把我还举例成正面典型，看看人家旷课还在学习……

1972年底，父母抽回长春原单位工作已成定局，还没放假，我就不想去上学了，语文老师知道后，找到我说，你学习成绩不错，期末可能要全县会考，你考完试再走吧，你一定能考出好成绩。老师的鼓励使我自尊心得到满足，但我回家后还是不想再去学校了，转学手续都是父亲去学校办的。

1973年初回到长春后，应该升三年级了，选择学校时，当时相对离家近的学校是师大附中、长春五十中、十七中，师大附中教学质量最好，五十中离家最近，10多分钟走到。当时母亲一个老同志的熟人在五十中二年级当班主任，学校没有升学目标，反正毕业都下乡，离家近成了首选，父母担心农村学校毕竟不如城里学校，怕我跟不上，让我降了一年，正好能落到这个班上。实际父母低估了农村学校，在那个特殊时期，农村学校教学反而比较稳定。班主任尹老师是教历史的，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慈母般关爱，在这个班学习感觉很好。可惜好人不长寿，尹老师后来患癌症英年早逝。

那时学校没有初高中之分，没有升学考试压力。我当时的心态是学习任务完成好，在农村学校学是的俄语，到这学英语，我从26个字母开始自学，好在英语课内容不深、进度不快，很快就赶上了。其他时间读课外书（另有文章“找寻精神的灯火”叙述过），锻炼身体。早晨跑步、玩单双杠，下午在学校课余时间踢球，打排球，晚饭后和邻居小伙伴打篮球或到父亲单位打乒乓球。下午没课时，夏天到南湖游泳，冬天在吉林大学运动场（冬天就浇成滑冰场）滑冰。在班级与人无争，精神充实、玩练有规律，那段生活很愉快。

三年级以后，好像每个学期都有学工劳动，学习没有升学目标，反倒愿意参加学工劳动，下乡若能抽回来也是要进工厂的，提前熟悉一下也不错；还发免费月票，没记住是学校还是工厂发的，周末可以不花钱乘车到处跑；偶尔在工厂食堂吃饭，伙食比家里的好，这几点也挺吸引人的。

我们先后去了长春铝制品厂、长春市无线电厂、长春钟表厂、长春拖拉机厂。印象深的几件事是，铝制品厂的酸洗车间活累、温度高，可我们几个男生都想去，因那里发免费的汽水；在无线电厂没那么累，还能顺走点电阻电容等小元件，回家自已组装收音机用；在钟表厂干活比较脏，我在的车间是给钟壳用沙纸打磨抛光，还刷底漆，带口罩还呛鼻子，天天浑身全是细灰；在拖拉机厂忙里偷闲看了几本书，休息时同学在一起打牌，想搞个胶轮内胎当游泳的救生圈，但没得逞。

有一年春天还在学校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刨茬（读za的去声）子、种地等，衣服上汗透的盐渍记忆犹新。住宿是两排大通铺，伙食还可以。晚上同学们在外面溜达、看星星，唱歌。我对农村农活比较熟悉，没觉得累。

1976年，学校进一步搞开门办学，自己找地方学点什么，学医的比较多，还有学修车的、到饭店助厨的……我与班级2个男生2个女生到离家非常近的吉林财贸学院（现改为吉林财经大学）卫生所学医。那段时间很轻松，没学着什么，会肌肉注射了。可一般来看病打针的不愿意找我们男生，怕我们打坏了，愿意让女生打针，她们肌肉注射、过敏试验、静脉点滴都还学的像模像样。我们也有用武之地，凡是学院派给学院后勤和卫生所的公共任务都让我们顶了，我们也乐此不疲，光在卫生所里呆着也没意思。参加一次挖防空洞、一次挖沟，还有一次帮厨，学校毕业会餐，像今天办婚礼似的百十桌酒席，食堂人手不够，让我们去帮忙，摘菜洗菜、摆桌放椅上菜等。伺候师生上桌吃上了，负责人领我们到一个没人坐的桌说，你们仨就在这吃吧，同样的10人一桌的标准，就我们3个人，满桌大鱼大肉可劲造、一洗脸盆生啤酒往死灌，都喝大了，晃晃悠悠回的家。

有段时间，母亲想把我转到师大附中去，那里教学质量和学习氛围都比五十中强，但我没同意。当学习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作用，加入共青团政治上进步就成了那时肯定和评价学生的标准。刚转到班里时，有些逍遥，三年级后，班级干部都入了团，还有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同学相继入团，自我感觉还不错，开始积极要求进步，无奈家庭出身不好，祖上开过烧锅，大伯曾定为历史反革命，后来平反；父亲文革时曾被批斗，当时还未结论，入团受阻。所谓要接受更长期的考验。据说，可教育好子女入团是有比例的。为此，积极参加班级各种活动，对自己不愿意、甚至不善长的活动，如运动会比赛项目、舞蹈演出、当小教师、讲故事等，都硬着头皮参加。当时想，如果转学，这一切努力都白忙活了，到新的环境还要重新开始。当时抛开这些，真转到师大附中，说不定高考还能提高些分数。历经周折，在班级干部和同学们的支持下，终于在毕业前一年入了团。这似乎佐证了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重在个人表现。这个观念很快被另一件事摧毁了。1976年底部队到学校征兵，我特别想当兵，自己觉得学习、身体、表现还都可以，可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这事对我打击很大，情绪悲观低沉。也只能关注学习和看书了。

本来我应该是1975年毕业生，因降了一年，1976年毕业，不知何因，长春市那年没毕业生，就拖到1977年。年初，复课闹革命，在外面开门办学的学生都招回学校。这时开始真正按部就班学习文化课，可这半年学习的内容与高中应该掌握的内容差得太远了，许多东西都没学就毕业了。8月就上山下乡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