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因为只考诗词歌赋和八股策论而广招诟病。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先进科学理论的根源就在于此。其实在古代，先贤们也对科举能否选拔出治国能人而纠结，并采取过一些矫正措施，有时甚至很极端。但由于当时没有科学观念，这种调整，只在重诗文还是重策论之间摇摆，并没有要引入自然科学的想法。
王安石是诗词大家，但他却反对以诗赋取士。在他还没有掌握朝政时，经常任考官，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警醒考生，诗曰：
童子常夸作赋工，
暮年羞悔有杨雄。
当时赐帛倡优等，
今日论才将相中。
细甚客卿因笔墨，
卑于尔雅注鱼虫。
汉家故事真当改，
新咏知君胜弱公。
意思是说，诗赋写得好不一定是人才，即使杨雄那样的大家，晚年也后悔一辈子只研究歌赋，而不精于国策。王安石主张，作为官员，只会舞文弄墨，吟诗赋词是不行的，必须懂得治国理政。由于之前宋代的科举一直重视诗赋，所以，王安石掌权后，就改变了这种习惯，不再只惟诗赋，而是改重策论，这也是他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了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重新掌权，于是又恢复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强调“为文者惟务训译，而不知声律体要之用”是绝对不行的。 正是保守派这种迂腐论调，导致了有宋一朝始终以“弱”闻于世。
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官员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不能太过粗鄙。王安石虽反对只重诗赋，可他自己能上位，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诗词造诣为他带来的声誉。但“知声律体要”与治国平天下确实没有多大关系。如果选拔人才时本末倒置，则必然为害社稷。宋徽宗、李后主诗词画艺具绝，堪称一代宗师，却是治国白痴，落了个国破身死的可悲下场。
当时的人们其实对这种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们非常清楚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曾不惜以严刑峻法予以杜绝。
绍圣初年，政局再次翻转，以诗赋取士的做法因为是“元祐学术”而被废黜。据《韵语秋阳》记载，在政和年间，甚至出台了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的极端政策，这就是典型的矫枉过正了。当时就有人作诗讽刺这种乖戾乱政，诗曰：“酒间李杜皆投笔，地下班杨亦引车。”认为这是糟蹋人才。
其实，中国有几千年诗文传统，所谓“诗言志”早已深入人心，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文人雅士，都有着用诗歌抒发情怀的欲望。即使科举不用诗赋，世间也绝不会缺少诗人。仅以诗赋取士是迂阔的书呆子做法，误国误民。但因为写诗而被杖责打屁股就是不讲道理了。中国人学了两千年中庸之道，可实际行事却老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荡秋千，总不得要领，而且这种积弊古已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