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诗歌
Gilbert Highet认为《贝奥武甫》（Beowulf）的主要价值在于所描绘的欧洲文明发展阶段要早于其他任何同类记录。与荷马作品相比，Beowulf同样呈现了一个由部落政权、来势汹汹的各族军队和英勇的酋长组成的混乱世界。然而其不同之处如下：
首先，Beowulf中，冲突发生在人类和比人类低级的怪物之间。Beowulf的主要敌人是住在山洞里的食人巨怪格伦德尔（Grendel），而另一个对手是看守宝藏的喷火巨龙。但在《伊利亚特》中，战争的双方是来势汹汹的希腊部族同亚洲城市特洛伊，参与战争的甚至还有高贵的神，其中看不到大段人类与怪兽冲突的描写。在《伊利亚特》中，柏勒洛丰曾与喷火怪兽喀麦拉搏斗，但叙述只有5行。《奥德赛》倒是发生在远离希腊的蛮荒之地，与格伦德尔较为接近的是西西里山区的独眼巨人居克罗普斯（Cyclopes），然而史诗的张力却不在于这一次争斗。因此，相较于荷马史诗，贝奥武甫的历险并非发生在文明的晨曦中，而是发生在一个巨大、荒僻和与人类为敌的世界的昏暗暮光下。
其次，Beowulf的世界比荷马的更加狭小简单，作者和作品中的角色对于过去和周遭世界的了解要更少，然而不论是《伊利亚特》中英雄登场对阵，还是奥德修斯弃舟登陆，人们往往会进行礼貌而清晰的信息交流，我们从中能知悉远方伟大的城市和过去伟大的英雄。不仅如此，荷马史诗中的习俗、武器、战略、艺术和任务个性都远比Beowulf中的复杂。
第三，在艺术上，Beowulf是一首粗糙而相对缺乏技巧的作品。史诗（epic）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体，它由单个诗人（或者是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诗人世系）创作的，它详细描绘了某一次伟大的英雄历险，并将其尽可能多地同历史、地理和精神背景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其比单次事件重要得多的意义（无论那次事件多么不同寻常），并使其成为深刻道德真理的象征。Beowulf的梗概如下：100-1062行，贝奥武甫大战巨人格伦德尔；1233-1921行，贝奥武甫大战格伦德尔的母亲；2211-3183行，贝奥武甫大战火龙并身亡。这首诗的主体部分是对两次（或三次）英雄历险的描绘，它们本质上是类似的，甚至是重复的。其中两次发生在遥远国度，第三次发生在贝奥武甫漫长一生的最后，而他的登基长达50年的通知却被不到150行的诗一笔带过。与希腊罗马那些更伟大的史诗相比，Beowulf显然结构笨拙，语言和风格也存在局限，有时还显得突兀和蹩脚，然而他仍然不失大胆有力。
Beowulf似乎与其他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一样看不到古典传统的直接影响，但其确实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Beowulf体现了附着在蛮族异教徒下层结构之上的基督教理念，并且后者正在开始改变前者。Beowulf以纯粹的异教徒葬礼作为开篇和结尾，当被恶灵缠绕的“鹿厅”第一次开放时，一位游吟诗人曾经演唱了以创世前五天为内容的歌曲。然而基督教的影响仅限于《旧约》传统，且只有几处用到了旧约的典故，它们被嫁接于异教传统之上：巨人格伦德尔以及“食人妖、精灵和海怪”被说成是弑弟者该隐的后代，还有一处则提到了大洪水。不过这一影响微乎其微。
7世纪下半叶的凯德蒙的若干残篇是源远流长的英语基督教诗歌的真正起点。他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风格，以拉丁文《圣经》为题材创作诗歌。在他之后，别的诗人也开始阅读拉丁文《圣经》，并对其中一些基督教色彩不那么浓重的篇章进行了自由改编。
基涅武甫（Cynewulf）的作品结合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诗风和经由罗马传来的基督教思想，并且其作品来自关于基督教教义和历史的晚期拉丁文作品。因此，他代表了不列颠岛的基督教化和被古典知识渗透的过程中更深入的阶段。此外，他的风格更加规整和流畅，掌握了源自古典文化的新的词汇和思想结构。然而即便如此，他在情感基调上无疑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强硬、好斗、充满了天真的能量和对更为奔放的自然元素的爱。《十字架之梦》与《凤凰》值得关注。（详参考p24-27）
盎格鲁-撒克逊散文
无论在形式还是材料上（抑或二者兼有），诗歌几乎总是把目光放在过去的时代。散文则更重视当下，它反映的是自己时代的需求、问题和力量。
因此，这一时期的英语散文主要是教诲性质的，它 的目的是开化英国人，并与野蛮主义斗争，其两种方式分别是：《圣经》与基督教教义；古典文化。这一时期的英语散文没有轻浮、虚幻和幻象的内容，而完全是宗教、历史或哲学的。留存的散文作品大多为拉丁语，但水准相当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波伊提乌（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形式上，它兼具柏拉图对话录和墨尼波斯（犬儒派哲学家Menippus使用的一种混合了散文体和诗体的哲学批判文体）讽刺作品的特点。各章节交替使用散文体和诗体，或者说每篇散文体后跟着一段诗体插曲。全书风格多变，既有轻快而不失严肃的对话，又有冠冕堂皇的修辞。作品的主要结构是波伊提乌在牢房中同“哲学”这位自己的“护士和医生”的对话。在倾听了波伊提乌的抱怨后，“哲学”告诉对方他病了。他的灵魂感染了无知和健忘。“哲学”像医生面对病人那样耐心而不容置疑地要求他把错误从生病的灵魂中驱逐出去，并使用真理作为药物。
它富于个性。虽然吸收了众多哲学家的论断和诗人的意象，但其远非拾人牙慧。波伊提乌本人的高尚人格和卓越头脑贯穿整部作品，并形成了有机整体。此外，本书和波伊提乌自己的生命和死亡紧密联系，因此真正显得独一无二，避免了沦为抽象之作。因此，它具有与《斐多篇》《理想国》等柏拉图对话同样的鲜明个性。
它充满情感。作品的场景设定在死囚牢内。无论书中的哲学辩论多么枯燥艰深，由于波伊提乌展开论述时所处的情境，它们都显得极为动人。这种急迫在诗歌的帮助下进一步升华：抒情诗般的憧憬超越了囹圄，在绝望和慰藉的歌声中得到了美妙的表达。波伊提乌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自身的难题，因此我们也会由衷地产生共鸣。
它内容丰富，综合了多个伟大思想领域的大量重要成果。例如柏拉图主义哲学，波伊提乌多次提到“回忆说”，这无疑是想到了在牢房里平静等待死亡的苏格拉底。此外，波伊提乌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西塞罗的哲学著述。塞内卡是其作品中诗体部分的主要模板，并引用了许多维吉尔与贺拉斯的语录。
它极富教育力量。像柏拉图对话那样，它通过让读者经历作品所描述的教育过程来教导他们。就像苏格拉低将自己比作医生那样，书中的“哲学”也把两人的关系比作 医生和病人，而不是老师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