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格物，宋明理学中说的格是来至或者穷尽，心学中说的格是去外物的干扰，或去恶、认识良知。二者只是向内用功和向外用功的区别，也就是先“道学问”，还是先“尊德性”的区别，但都是以修身或修心为本。儒家对修身修心的要求也很高，一方面，通过尊德性修出本有之善心，另一方面，通过道问学将人心不断拓展，直到与天道道心合一。这是儒家心性学在方法论上最为重要的部分。
格物的结果是致知，知什么，又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学》和《中庸》的经典地位是在北宋时才确立的，篇幅不大，内容极为精要，且又互补。宋明理学心学家争论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两部书中几个关键字的含义。理学代表朱熹认为，知是知性，又说性即理；心学代表王阳明认为，知是良知，又说良知即心。近年来在南昌发现了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大型墓葬，其中有竹简《论语》，《考古》杂志2016年第7期的《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一文中言：“《论语》中发现《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文字的释读还在进行中，也许《知道》篇可以对儒道二家的渊源有莫大的参考。对原始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层面有破天荒的阐述，也许还对本文说的儒家的至高因位也是“道”，会有一个佐证，我们很期待。那么“格物致知”的“知”没有比知“道”更好的解读了，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说的，道的本体过于形而上，难以直接认知，只有通过道的用即形而下的器或物，才能认知。《老子》以道德为体用，并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如果说德、仁、义、礼都是道的妙用，那么从老子的意思看来，这四个字的功用是渐递减离道渐远。这四个字，在老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作为伦理道德、社会规范所倡导。但是将它们上升为学说的高度，则是从老子开始，其中德始于老子，仁始于孔子，义始于孟子，礼在孔、孟、荀子处都大肆倡导，以至于被极端演化成为法家的核心理念——法。孔子希望闻道，大力倡导仁，可见成为仁者，在孔子看来是接近道的有效途径，只是孔子的学说中没有宇宙论、本体论这些形而上的超出人伦范畴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孔子也有他的矛盾之处，比如别人问到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话很难看出孔子是否为无神论者，他祭祀时，好像神在一样，态度很暧昧，不像墨子“明鬼”直接承认鬼神的存在。但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赌咒义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直截了当承认天存在，而且这个天很可能是人格化天帝式的天，他说“知天命”的时候，也可能指自然之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儒家的形而上观点，总是模棱两可，不明确。孔子很少谈形而上层面的东西，他的学说自然不能算作完整的哲学学说，但是依然符合心性学的标准，因为孔子既有因位的闻道成仁的论点，也有道位的如何成为仁者的修证方法，还有果位的达到君子或者圣贤阶位的典范，如文王、周公。孔子认识道的方法，从仁入手，便是做一个仁者，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行孝悌忠恕之道，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由此看来，仁似乎是人人本自俱足的一种因位善心，但需要道位的方法，才能在证道果位中与道合一。具有了趋于消除人我二元对立的意味后，仁我二者合一，一个字来说就是仁，两个字是仁智，三个字是仁智义，四个字是仁义礼智，五个字是仁义礼智信。孔子的很多弟子都问他仁指什么，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答案，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表现，他知道不是人人都可以一下懂得仁的含义，最好让每个人从自己最重要的事入手，慢慢接近仁。据说，颜回是最接近仁的弟子，他可以“三月不违仁”，可见功夫之深。颜回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礼的作用，已经不是国家社会的规范，而是非常类似于佛家的戒律。孔子最自负的一句话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境界是否仁的内证呈现，并不好判断，但仍然有个规矩在，可能不是绝对自由。孔子“仁”的观念，基本都围绕个人的心性修为，而在国家政治中推行“礼制”。到了孟子才将“仁”扩大到国家政治，推行“仁政”，在仁德基础上，倡导“义”。仁义的关系在孟子看来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义成了人精神和行为的统一；又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还说：“人皆有所不为，达至于其所为，义也。”先秦儒家心性学至孟子才真正完善，孟子的很多观点，都成了后来宋明理学心学核心论题，且他认为人有不虑而知的“良知”，不虑而能的“良能”，良知、良能也直接被阳明心学（注：【阳明经典语录】“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滞留于中，则又因药发病。”“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阳明对佛学的批判】阳明认为佛学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流于空虚，遗弃人伦事物之常。“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所用，王阳明将格物致知的知，完全用良知解释。孔子很少谈到心性道位修证的方法，孟子则很明确地提出用“集义”的方法养“浩然之气”，即“存其心，养其性”，用“知天”“师天”来扩充本心，发扬善性，强调“求其放心”“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并且达到使“万物皆备于我”的果位目的。义有宜的含义，即行为合乎一定的标准，一方面有所为，另一方面有所不为，是对孔子的仁在行为中的具体化替代，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的集义在行为中类似《论语》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心念中需要“察端”。他说：“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这里说到心念的难以把捉，这恰恰是需要用功、觉察的地方，类似《大学》的正心诚意、《中庸》的明诚。便是《系辞》说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天人合德的力。《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句话几乎将儒家心性学因位、道位、果位三者都包含了。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