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何谓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经言,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谓也。
所以高明的医生一看就知道得了什么病,也就是通过现象而知道本质,由外而之内。
明徐春甫(1520~1596)在《古今医统大全》中首次将望闻问切四字连用,并强调结合的重要性:“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之纲领,若得四字之旨,则于医学可谓至矣。今人惟问一端而已,其于望闻亦浅浅耳。至于切脉,则又谓居三者之末而犹后轻视之,故所以卒鲜有精于脉者。”可见当时的中医多数只会一诊,很少有精通四诊的。
张介宾(1563一1640)的《景岳全书》略晚,也证明当时情况:“凡诊病之法,固莫妙于脉,然有病脉相符者,有脉病相左者,此中大有玄理。故凡值疑似难明处,必须用四诊之法,详问其病由,兼辩其声色,但于本末先后中,正之以理,斯得其真。若不察此,而但谓一诊可凭,信手乱治,亦岂知脉证最多真假,见有不确,安能无误?且常诊者,知之犹易,初诊者,决之甚难,此四诊之所以不可忽也。故《难经》以切居四诊之末,其意深矣。”当时,“一诊可凭”是一种常态。张介宾只是强调,“疑似难明处,必须用四诊之法”。 至清代,四诊合参的格局还没有形成。
《红楼梦》里的中医,没有一个愿意问诊的,全凭一个切脉就下诊断。张太医给秦可卿看病,胡太医给晴雯看病,王太医给黛玉看病,都不让家属介绍病情,直接切脉,直接诊断。
《医宗金鉴》(1742年)证明现实中的中医也是如此,“近世惟事切巧,不事望神,大失古圣先贤之旨。”《医宗金鉴》才开始明确提倡四诊“合参”,“望以目察,闻以耳占,问以言审,切以指参。明斯诊道,识病根源,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医者明斯,更能互相参合,则可识万病根源。” 之后,“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才渐渐成为一种原则。如清章虚谷《灵素节注类编》(1834年),“四诊者,望闻问切也。望以辨色,闻以辨声,问以辨证,切以辨脉。盖人禀气血以生,气血不和而为病,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但病变多端,其脉其证皆有真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故圣人立法,必以四端互相参合,方无错误,如《素问.疏五过论》、《征四失论》,谆切告诫,而俗学不明此理,妄意揣度,虚言矜夸,谓切脉即能知病,欺人自欺,其害实甚。”
总之,望闻问切这四种基本诊断方法早在扁鹊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强调“四诊合参”是明,尤其是清代以后才渐渐形成的事。 但在今天,各种电视剧文艺作品中,一诊仍然比四诊要牛逼得多,没见过神医需要四诊合参的。中医粉们说,CT、B超、内镜等等,都不过是望闻问切的延伸而已。而《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说,“中医诊断主要由医生自主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似乎又说,仪器不在望闻问切的范围内。 谁发明,谁首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不是足以满足中医诊断之用。按白皮书所说,是足够了的。如果足够,国家就不需要在中医院大量投资购置大型设备仪器吧。不然,怎么体现“简便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