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政治上说，宗教改革对西方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中国没有必要。正如秦晖所说，西方的大共同体也就是皇权和帝国自古以来就是薄弱的，西方的问题是它的小共同体极其强大，也就是它的教会、贵族采邑、手工业行会等等极其强大，有时候可能强大得过了头，在有效制约了帝国权力的同时，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的现代转型。所以西方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通常是联合皇帝或帝国来对付小共同体。
比如说，施维茨、乌里和翁特瓦尔登当年就是为了应对哈布斯堡贵族的威胁才结成山谷联邦，而当时的帝国皇帝卢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为了限制哈布斯堡家族的扩张，就赶紧授予山谷联邦为直辖于帝国的自治的农村封地，以此成为瑞士联邦的基础。
同样，伯尔尼和苏黎世摆脱策林根公爵的管辖而成为帝国自治市，也完全是因为斯陶芬家族认为其政治上的直辖地位能够防止阿尔卑斯山的关键路线落入潜在贵族敌人的手中。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瑞士诸城邦和农村直辖地就进一步以宗教信仰为依据划分界限、结成邦联，建立起最早的现代民主国家。所以瑞士就是以公民联合王权对抗小共同体走向现代民主的最明显的例子。
其实，在北德意志的迪特马申农民共和国、或者哈德尔恩自治社区这些地方，也都是因为贵族统治力量薄弱，抓住萨克森公国四分五裂这样的历史机遇而走向自治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早期的一批人文主义者比如说像但丁、奥卡姆的威廉、让丹的约翰这些人在教宗和皇帝的纷争中，也都是吉伯林派，站在皇帝一边反对教宗，发挥了启蒙知识分子最早的自由主义批评色彩。其实他们与瑞士农民的想法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击教会诸侯。
所以宗教改革以及伴随而生的政教分离，在联合王权、瓦解小共同体、促使西方走向现代性的这一进程上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比如说改信路德宗的瑞典瓦萨王朝利用宗教改革没收教产，使教会诸侯的实力遭到削弱的同时、使瑞典王室的实力大大加强，由此成为强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瑞典接下来在30年战争中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进攻、对容克庄园特权的攻击、对伊凡四世的胜利分别导致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绝对君主化，并进而导致三国瓜分波兰，并进而导致近代以来国家独大、教会式微的局面。摆脱了教会、封建贵族等小共同体的西方公民通过社会契约论与国家达成协议，进而走向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当然同时也走向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种联合大共同体、削弱小共同体进而走向现代民主的策略是有效的（对于右翼保守主义者来说则不一定欢迎这样的转变），但是对于东方社会来说却完全不适用。因为东方的传统是皇权极其强大、小共同体自古以来就极其微弱几近于无。所以东方人的策略就应该是反过来，不是联合王权来压制小共同体，而是要做大小共同体才能有效制约王权。比如说俄国的米尔村社在30年代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斯大林的公社化运动，而中国的农村因为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所以此类的运动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开展。而在最近30年，市场经济兴盛、公民社会稍有雏形的地方，也正是宗族祠堂这类儒家小共同体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珠三角地区。
所以说政教分离的策略不适合东方教会。因为教会作为小共同体的力量不是像中世纪欧洲一样需要被削弱，而是需要被加强，必须走跟现代西方相反的路线。
话就说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