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在繁忙的淮阴集市上，一位佩剑的魁梧男人被一群纨绔子弟当街拦住。恶少们嘲讽男人佩剑出行不过是扮酷，其实心里很胆怯。其中一人纠缠说，你若真有胆量就用剑刺死我，如果没有这个胆量，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男人沉吟片刻，便屈身从这个恶少的胯下爬过去。
一段争执就这样化解了。恶少得到恶作剧后的心理满足扬长而去，集市上人们议论纷纷，嗤之以鼻，嘲笑佩剑男人的懦弱。佩剑男人一脸平静沉默离开。为求息事宁人这个男人付出了屈辱的代价，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
然而这个小小的故事却因汉代史官司马迁的记载而流传几千年。
这个历史典故还有其他几种版本，比如，羞辱韩信的不是恶少，而是一个屠夫等，但其核心内容还是一致的。它告诉人们：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要能够忍让，甚至不惜蒙受人身耻辱。毕竟，受辱事小，影响实现人生理想抱负事大。
后人对韩信受辱之举颇有褒扬，苏东坡在《留侯论》中就评论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观念。孔子就曾在周游列国时频频蒙受羞辱，包括来自各方面嘲讽的语言、各国国君的冷落以及厄于陈蔡时的饥渴难耐。其弟子每每忿忿然，但孔子却不卑不亢，安之若素，依旧矢志不渝坚守信念，继续传播自己的思想。
韩信胯下之辱也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成为中国人隐忍民族性情的精神支撑，成为胸怀大志者一种成功的范式。不同的是，前者带有浓重的复国色彩，是一种有目、有预谋、有心理预设的隐忍。通俗说，就是对于蒙受耻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韩信的遭遇，则出于一种邂逅，一种偶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一种情形所带来的羞辱，更为让人难以接受和承受。
所谓隐忍，并非不可以反击或者挺身而出，更不是自己能力遥不可及，正如韩信可以一怒而起用剑击杀对方一样轻而易举。但是，为了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就必须隐藏起自己的理想和能力，厚积薄发，让别人觉得这种忍耐出于一种无能为力的选择。韩信后来自己也说，我当时并不是怕他，而是没有道理杀他，如果杀了他，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隐忍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对心灵折磨更甚，必须有宏大的人生抱负和坚强的意志作为支撑才能做到。而韩信当年所蒙受的胯下之辱，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胯下之辱。
那么，韩信胯下之辱，究竟“辱” 在何处？
人们普遍认同，从别人的胯下爬过去是一种屈从、耻辱，这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其实，在秦汉时代这其中还隐匿着一个更为让人难以接受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的存在，才让这个历史典故更为真实，也更具有对隐忍的强调意义。而这个原因则属于民俗学的范畴。
服装史，也是文明史。
秦汉时代，是中国服饰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将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饰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饰都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秦国本处西陲，向来不如中原的繁文缛节，服装样式较简单，而且开始将古代做为常服的袍当成正式穿着。
秦汉时人的穿着主要是“深衣”，即上衣和下裳连缀起来。
裤子，古代称“绔”。《释名·释衣》：“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两腿分跨。《说文》：“绔，胫衣也。”——腿的衣服。
秦末汉初，没有专门的裤子，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裤子。即使有，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骑马打猎时穿的，式样跟现代的灯笼裤很相似的裤子，与北方接壤的汉族人民在种田，捕鱼时也穿着这种裤子。
裤子真正开始流行，源于中国汉代。但当时为开裆裤，不分长幼、男女均服之。外面罩以裳或深衣。后来才逐渐出现满档的裤子，古称为“穷袴”、“昆裆”。但开裆裤仍作为套裤依旧长期存在，而把它作为婴儿专服则是后来的事。
由此，我们就揭开了胯下之辱的历史真实。
事实的真相是，无论当时韩信是从纨绔子弟抑或屠夫的胯下爬过，都要面临一种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尴尬和羞辱：就是那个人必定没有穿裤子，或者顶多穿着开裆裤。
试想，一个男人叉开双腿站在韩信面前，而悬在韩信头顶的则是这个男人的生殖器官。这种带有社会和人格双重意义上的羞辱，一般凡夫俗子何以忍受？
影视作品中重现这段情形，肯定无法如实再现历史，许多相关文字也未能对此作出如实陈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历史典故的内在张力。韩信当时屈辱羞愤的心情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倘若没有宏大笃定的人生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撑，又有几个血性男儿能够屈从呢？
这个历史真实，更加充分证明韩信不愧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不仅具有宏大高远的人生目标，而且也具备更强大的自控能力和隐忍心理。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忍受屈辱不啻一种勇敢，而且是更为高级、更为强大的勇敢。
苏轼所处的宋代，离秦汉比我们更近，他自然明了真相，也更为深切理解这种耻辱。《留侯论》中的那段话，实际上所要表述的就是这层意思，只是这位大文豪无法付诸笔端挑明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