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了香，开始过年。
两个月前，外公从菜场买了两只鸡，他说菜场直接买来的鸡不好吃，一定要自己养过；于是每年年前都提前两个月买来自己养一阵。上海不能养鸡，于是就养在自己家里的露天阳台上。
鸡很好养，只要给足了活虫子和小米吃，怎么都乖。有好几年，我和弟弟到了杀鸡的时候都有了不忍之心，仿佛外公杀了我们一整个寒假的最好玩伴。今年也是一样的，我们谁也不去看杀鸡，却早早地调好了酱料，等着外公亲自养的鲜嫩鸡肉上桌。
外婆拿出了大大的圆桌面。只有在方桌上架上了这个圆面儿，才够坐满一大家子那么多人。
就这么开始过年。
我真的还挺爱过年的。
因为在大年夜那天，可以同时吃到酱油肉、咸肘子、腌海鳗、鸭胗片、门腔片、羊羔冻、冷酱牛肉、熏白鹅；这八样东西每年都会一样不差地放在家里的八宝盆上，而这八宝盆，也是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用一次。
这只是凉菜中的荤八宝，还有更多素凉菜；而热菜则是家里的女人们轮流烧；我们边吃她们边烧，我们几个孩子则就负责把桌上的菜不时地夹到她们嘴里，让她们可以边烧热菜边吃凉菜。
凉菜放好，就是斟石榴酒了。我们每年过年都喝石榴酒，因为外公爱喝且能酿，也因为石榴是多子多福。
石榴酒也是我们小孩儿爱喝的，因为比别的酒都甜润，好像饮料一样，一咕噜能喝好几杯，然后学着大人喝醉的样子，耍疯放烟花。
等了一年，好不容易大家族一起过年，但我们却从来不要按小家庭的顺序坐位子。
我和弟弟们是一定要坐在一起的，因为可以边吃边一起胡闹；男人们也是要坐在一簇的，因为方便相互点烟、加酒、聊他们的国家大事。所以那么多年了，都像现在一样，大圆面儿上永远都是男人一簇、女人一簇、小孩儿一簇；女人们都坐在最外面，方便去烧下一道热菜；外公外婆则是坐在当中。
女人们总要对男人们说：你们抽那么多烟熏死了。然后他们说：不点烟待会儿怎么点炮啊！
二弟弟胆子最大，经常偷他爸的烟和我们溜去楼下放绳索鞭炮，我们几个就拿着甩，年年都买、年年都放、今年也不例外。
整个寒假中，最兴奋的就是大年夜这一天了，因为可以不用被催着早早睡觉，可以光明正大地玩到半夜。看大人们打通宵麻将，胡闹到天亮；我们跑去阳台上放小小的烟花棒，然后用还在燃烧的烟花棒炸那可怜的被吃掉的鸡的老窝。
虽然每年都一样，一样的八宝盆、一样的大圆面儿、一样的石榴酒，和一样的人，但好像从来都没有厌倦过。这些“一样”，就跟着我这样走过来；好像今年，又要过年了，我脑子的老八样和石榴酒，已经端上了圆面儿，一遍又一遍。
我几乎都忘了这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儿了。
从发现病灶到离开，外公只留了半年给我们。明明过完年还好好的，却已经等不到下一次过年了。
我并没有觉得很难过，真的不难过，甚至也很少想起他已经离开的事实。只是每次过年，突然吃到了菜场直接买来的鸡的味道、喝不到他做的甜石榴酒了才发现其它酒喝多了是辛辣的。
外公走后外婆因为一个人害怕，便搬去了阿姨家。那以后，那个圆面儿再也没有铺开过了。
小时候妈妈常说：每个大家庭里都有一个人是“树”，树是不能倒的，因为树倒猢狲散。我从来都觉得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什么树，也并不觉得那话有什么道理，直到外公走后再无圆面儿的年。
外公去世后的第二年，好友的爷爷也走了，那天他突然对我说“十八，我觉得家里好像倒了一棵树”。然后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操场上哭了。
外公不是和我有太多交集的人，他生前我也并不常常见他。除了寒暑假过去与他下象棋，陪他到印象中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抓活鱼给家里的三只小龟儿吃，还有就是看身为点心师的他给我们做葱油饼、包子、和石榴酒。
我始终觉得他并不那么喜欢我，因为很少主动对我说话、下象棋的时候会对我耍赖、带我捉鱼的时候放我一个人玩儿。可是他走后，我才记起来他做给我的包子总是我最爱的萝卜馅儿，葱油饼永远给我单独做不放葱的。
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有了自己的房子，选在上海的新江湾城，也是那个小时候他带我捉活鱼给小龟儿吃的地方；那个我印象中曾很偏僻的地方，曾经布满了鱼儿和水塘。
可是，房子里没有鱼。
这十三年我每年都给你点香，放上买来的三黄鸡，倒上外面买的酒。可是我既不会养鸡，也不会做石榴酒。
后来的大年，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过要搬回那个老圆面儿，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在各自的小家庭里过年。
妈妈说：每个大家庭里都有一棵“树”，树是不能倒的，因为树倒猢狲散。
只是每到过年，我依旧会在心里默默地假装：如果树还在，如果树还在… 点上香的那一刻，仿佛树还在。
但是，树是不在了的。
可如果树还在，他会希望我也长成树吧，勇敢地生长下去、勇敢地开枝散叶、勇敢地撑住自己的那片天、保护自己树下的那一切…
我会长成树；只是落地的那一刻，我依旧是你身体中的叶。
点上一支香，准备过年。
只是点不点，时光都已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