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推的困惑
重耳进入秦国的时间是王正月，晋国历法的十一月。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各国采用的历法是不同的，周王室以及大多数的诸侯国使用周历，晋国使用夏历，鲁、宋、卫等国使用的是殷历。
所谓夏历，是夏朝时使用的历法，以寅月为正月，与现代农历的正月相同；商朝则在夏历的基础上提前一个月，以丑月，也就是现代的腊月为正月，是为殷历；周朝又在商朝历法基础上提前一个月，以子月，也就是现代的十一月为正月，是为周历；秦朝统一之后又在周朝的基础上提前，以建亥之月，也就是现代的农历十月为正月；汉朝沿袭秦朝历法，到汉武帝时才又改回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一直沿袭到现代。
晋国在建国之初，周公对唐叔虞的安排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因此晋国采用的一直都是夏历。鲁国、卫国，因为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宋国则本身就是商朝后裔，因此采用的又是商朝历法。这几个国家的历法与周王室所采用的官方历法有所不同，一直到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6年），也就是晋献公杀太子申生的当年，重耳出奔、晋国假道灭虢的前一年，鲁国才把其历法改为周历，而晋国则一直都使用夏历。
晋文公重耳于王正月，也就是晋国历法的十一月到达秦国。而他归国的时间，使用周朝历法是二月，使用晋国历法是十二月。秦穆公帅军保护重耳回归晋国，大军抵达王城。在将要渡过黄河时，这群离家流亡十九年的人们看着忙碌的船只喜不自禁，涕泪沾巾。一方面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则在为自己将要享受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而心生忐忑。
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跟随重耳出亡的大多都是在家族内部没有继承权的庶子或幼子，他们之所以愿意效劳重耳，鞍前马后出亡十九年，大都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去的，那就是封地立宗。眼看着那个镜花水月的目标就在眼前，都有些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最耐不住性子的就是重耳的舅舅狐偃，他在河边拿着一块祭祀用的玉璧交给重耳，说：“臣跟随国君舟车劳顿，巡游天下，罪过实在太多了。这些罪过我狐偃心知肚明，国君岂能不知。我不想因此而死，请国君允许臣离开吧。”
重耳听了之后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劝慰说：“我定能与舅舅同心同德，就让河神作为见证。”他把玉璧投入河中献祭给河神，以明心迹。
那个曾经割股奉君的介子推很看不惯狐偃这邀功请赏的姿态，他在河中说道：“惠公父子俩得罪人太多，内外都不支持他们。只要上天还不想让晋国灭亡，就必定有人主掌国政。而献公的九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了重耳一人，他不做国君还有谁来做？这都是天命啊！你狐偃却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不是在欺世盗名吗？偷窃别人的财物的被人称作是盗贼，贪夺上天的功劳算什么？臣子贪功还自以为是，国君对他们的欺骗还要加以赏赐，君臣之间互相蒙骗，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他自己划着船就走了。
介子推自有他的清高之处，若要是知道后世的诸多案例，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估计他都得气死。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这些人鞍前马后的伺候，单凭重耳一个人恐怕是活不到今天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论功行赏没什么错。而且，能够随从自己流亡这么长时间，受尽艰难险阻都没有放弃，这些人本来就是最值得他信赖的人。让信得过的人身居高位，对于国家的治理是极为有益的，谈不上什么互相蒙骗，这本身就是一个君臣之间利益交换的过程。
而介子推所反对的，无非是重耳以亲疏远近、功劳大小封赏国人的方法，违背了他所一直谨守的周礼。周礼讲究亲亲贵贵，与国君亲缘关系疏远或者地位卑贱的人，哪怕是有莫大的功劳，也不应该凌驾于亲贵的头上。而追随重耳的这些家中庶幼，说白了就是低微卑贱的人，有什么资格腆着脸大言不惭地要求封赏。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你们的观念我看不惯，那爷就不伺候了。
介子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主义者，以自己所信奉的观念为至高准则，严格地用这个准则来约束和评价他人。一旦对方不遵守自己的准则，就会翻脸。这也是春秋大破大立时代守旧贵族共同的疑惑，也是他们的通病。当社会规则日趋多元化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条，大谈所谓的季世来临，大骂所谓的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而以他们单薄的身躯，↑又无法抵挡社会巨变的潮流和逐利者的纷涌，便只能选择归隐，在书斋之中作一些道德文章。其精神固然可敬，其命运却让人不禁唏嘘。而能够直面变化进行改革的法家先驱如子产，和能够抵抗潮流，铁肩担道义的儒家士子如孔孟，尽管有他们的局限性，但的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尘埃落定
回到重耳归国的历史情境中来。
逐利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守旧者还是革新者，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只不过与守旧者的清高自洁不同，革新者大多都以强烈的逐利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跟随重耳出亡的人如狐偃固然是如此，没有追随重耳出亡的人亦是如此。
在重耳抵达秦国的消息传到晋国的时候，国内的贵族马上就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是由于晋怀公子圉的强硬政策导致了利益受损，早已是对其离心离德，一旦重耳归国的议程开始实施，他们马上就会调转风向。
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利益并没有受损，但是他们为自己的前途考虑，需要观察风向，唯强者是从。当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重耳倾斜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马上就会从左右摇摆的心态中跳脱出来，站在重耳的一边。听说重耳归国，这其中的许多贵族都提前到了黄河对岸迎接重耳，比如董因。
而与他们对立的，一方面是保守贵族，信奉礼乐教化，宁愿吊死在子圉这颗小树上，但是却没有太为强烈的反抗意志。反抗意志最强的，是与子圉利益绑定在一起的那批人，如吕氏、郤氏。吕甥、郤芮在晋惠公夷吾流亡时期，就一直跟随着他，惠公归国之后也是他不可或缺的智囊。惠公死后，他们更是成了托孤重臣，晋怀公子圉的所有政策，都与他们脱不了干系，因此必然会出现抵抗。但是仅凭他们的力量，根本无法左右局面，因此他们也只能暂时顺从。
在这种情况之下，秦穆公护送重耳渡过黄河之后，大军包围令狐，入桑泉、攻臼衰，三城将士都未作抵抗，直接举了白旗。周历二月甲午（二月初四），晋怀公派狐毛和先轸驻军庐柳御敌。狐毛是狐偃的哥哥，两个人本来就穿的一条裤子，而晋怀公先前又因为不肯征召狐偃回国而把他们的父亲给杀了，这个时候派狐毛抵御重耳，显然是已经慌不择路了。
比较难缠的是先轸，他对于秦国一向苦大仇深，从不手软。尽管局势摆在面前，人心风向摆在这里，他还是对秦军深入晋国感到很是不满。秦穆公于是就派公子絷前往庐柳去游说先轸，晓以利害。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先轸与秦军交换了一些条件，这才同意晋军进据郇地与秦国会盟。晋怀公看到大势已去，于是急忙收拾了东西逃亡高粱。
周历二月十一日，狐偃携部分秦国大夫前往郇地，与先轸和他的哥哥狐毛，以及其他的晋国大夫盟誓，合力支持重耳。十二日，重耳也到达郇地，接管了晋国前来抵御的军队。大概是公子絷与先轸有言在先，秦军推进的步伐也到此为止，两天之后，秦穆公如约帅军回国，之后所有的食物就都是晋国内部处理了。二月十六日，重耳在接管军队之后，帅军进入曲沃，第二天，在曲沃武宫朝拜先祖并宣布即位，正式成为晋君。
重耳成为晋君之后面临着与他的弟弟晋惠公夷吾即位时同样的问题，首当其中的就是国内势力分化的问题。只不过此时的他不存在外部威胁，流亡在外的其他公子已经音讯全无，有可能与自己竞争君位的也就是晋惠公的那几个幼子，而有可能支持这几个幼子并付诸行动的，就只有吕甥和郤芮二人。
而事情也如其所预料，吕甥和郤芮果然反了。晋怀公逃往高粱之后不久，于重耳即位的第二天被人刺杀，吕甥和郤芮也宣布投降。但是作为惠公的心腹和托孤重臣，他们还是害怕新君会迁怒于自己，就谋划着要火烧公宫烧死重耳另立新君。这件事恰好被寺人披知道了，于是就连忙跑到宫里向重耳告密。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重耳老谋深算的一面了，此时他若是像惠公那般直接诛杀吕甥、郤芮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会激起摇摆势力的反弹，给人留下诟病的口舌，经过多年流亡历练的重耳显然不会这么做。他选择了与郑庄公处理共叔段时所采取的同样的策略：养寇自重，让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时已经是周历的三月份，重耳带了一些护卫，趁夜潜出宫门，到王城与秦穆公相会，静静地等待着吕甥和郤芮造反。果然到了三月十九日，吕甥郤芮带兵包围公宫，防火焚毁了晋国宫室。二人在烧毁宫室之后没有找到重耳的尸骨，寻思着他可能刚刚逃跑，很有可能是逃往秦国，就急忙沿着大路追赶。到了黄河岸边也没有追上重耳的踪迹，道是被秦穆公知道了。
秦穆公假装不知道有这码事，而是有礼有节地说，既然都到这儿了，就进来吃顿饭吧。两人实在推辞不了，就只能前去赴宴，结果刚进门就看见自己要追的那个国君就在堂上坐着啃羊腿呢，知道大事不好刚想要跑，就被左右重重地摁在了地上，就这样追随怀公去了。
重耳这一招，既除掉了吕甥、郤芮这两个潜在的威胁，又让人没话可说，可见其谋略已经早不是当年那般幼弱了。秦穆公在替重耳杀掉吕郤之后，就送给重耳三千卫队，护送重耳和他的五个夫人回到晋国。
家被烧了，没地方住，倒还是其次。国内众多的摇摆势力对他并不服气，如何让他们心服口服，这才是晋文公重耳亟需处理的棘手问题。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