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互联网裁员潮的本质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个行业可以通过快速扩张的预期，在资本市场获得远超正常经营的利润。但随着行业红利到顶，政府监管加强，资本市场已经给不了多少回报，互联网回归为一个靠利润营收支撑的普通生意。
但过去十年，互联网大厂人员规模成倍增长。哪怕阿里，实际上也只有淘宝天猫等核心业务，赚钱人效极高，可以支撑所在部门的薪资福利。
而新拓展的其他业务，要么巨额亏损，要么利润微薄，员工盈利人效远远不及提供给员工的薪资福利。
要维持企业的竞争力，大规模裁撤新业务或短期不盈利的业务，轻装上阵。维持健康的人效，是互联网企业当下最恰当的选择。
大城市高房价的底层逻辑
大城市的高房价对应的是大城市稀缺的优质教育、医疗、就业等配套资源。哪怕在没有商品房的计划经济时代，外地人要在大城市落户，也有层层隐形门槛，能实现的寥寥无几。相比而言，通过经济+限购来调节，更透明更公平。
大城市要维持较好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配套，甚至孵化新兴产业，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持。这笔钱靠工商税收太慢，通过出让土地的模式获取，迅速把蛋糕做大，然后让购房者买单。购房者买单后就可以分享蛋糕，也是一种公平交易。
哪怕是最大最发达的城市，能够承载的人口，能够提供的优质资源也是有限的。也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竭力提供优质的服务。如果没有任何门槛和限制，可以想象到，肯定会出现资源挤兑，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
经济不景气的本质原因
经济不景气表面上看是疫情的冲击，本质上是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和效率，渐渐赶不上老百姓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
回到三十年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够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吃的健康的家庭寥寥无几。随着改革开发几十年，社会创造财富的效率极大提升，最少在沿海地区，吃好住好开好车，已经是低层次需求了。
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远不如美国，当下也不可能让每个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各行各业钱难赚，只是大家的生活水平超出了社会生产力的真实水平，只有期待技术进步、制度改革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了。
地区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发展模式下创造GDP的效率相差太大。中部地区的农业省份，50亩地农地，一年的GDP也就最多30万。但在东部沿海，一个制造业工厂，同样50亩工业用地，一年的GDP轻松过亿。
单位面积的GDP产出直接决定了当地政府税收，政府税收决定了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投资、甚至决定了就业者薪资。收入相差3倍就是很大的差异，工业和农业GDP动辄百倍的差异，可想而知。
中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在有中央转移支付的前提下，也只够维持政府机关运转，对基础设施进行最低程度的投资和维护。沿海的财政收入，除了上交中央，还有大量盈余，还可以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几十年复利效应，差距可想而知。
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都会出现人口资源向核心城市汇集，农村和偏远地区日渐凋敝的情况。像韩国首尔、日本东京，汇集的GDP和人口，在整个国家都占比很大，这些国家的偏远农村都很凋敝。
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城市的确比农村有优势。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密度差异。相同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城市可以服务1万人，可能在农村只能服务100人，反过来，城市人口可以以低很多倍的人均成本，享受同样的的基础设施投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在一个偏远小镇突然开一个三甲医院、或者一个省级重点高中，或者开一个万人大厂。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出意外这些机构根本维持不下去。但在大城市，当地的人口密度足以支撑这些。
归根结底，城市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让庞大的人口以最低成本享受社会服务，以最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农村很难实现。也就是核心城市永远辉煌，偏远农村的确日渐凋敝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