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号，微信公众号“小云扶贫”发表了一篇随笔，讲述了小云助贫中心（中心名为“助贫”，典型的参与式用词）在河边村给村民修厕所时产生的问题。因为遵从了村民的意愿选址修建，结果修好厕所后发现其严重干扰了房屋整体布局和形象，作者因此反思“参与式”的工作方法是否能够实现其原本的目标。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发展”一词，就其今天所暗含的“历史进化”意思来说，大概出现于20世纪中叶，时间并不太长。“发展”意味着处于历史先进地位的国家帮助落后的国家，利用自我的经验改造旧社会，所以发展大多是和各种扶助项目联系在一起——其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本世纪世界重大主题之一的就是扶贫。所以，一开始的发展项目意味着专家指导，被援助者很少有发言权。这种情况因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亚文化运动而改变，“话语权”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一些新的概念由此产生，比如“赋权”和“参与式”。赋权是一种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反思，即认为当地人才是真正的建设者，而外来者只是提供“某种”帮助，所以必须要让当地人“发声”，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工作理念的变化；而在方法上，则借用了人类学“参与式观察”的概念，形成了“参与式（干涉）”的工作方法。
在“参与式”的设想中，当地人是既有长处（地方性知识）又有短板（启动资本和专业知识）的。通过外来力量的帮助和“激发”，原本陷入循环贫困陷阱的境况就会被打破，当地人就可以逐渐脱贫。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河边村这样的困境呢？关键在于预设的简单或者说实际情况的复杂。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项目的对象是否能被看作一个行动统一的主体？如果我们的扶贫针对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那么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对其行为逻辑和背景关系有着较好的认识，参与式的方法也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如果项目的对象是一个村子，里面有着几十户甚至几百户的人家，那么，作为最小分子的个人（甚至不是家庭）将展现出十分复杂的行为模式，这种复杂情况很难被短期在村的项目人员所掌握，也就是说“参与式”失败了。
第二，地方性知识究竟该摆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地方性知识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地方性知识的内容是什么，它能否仅凭自我就摆脱贫困陷阱，它和专家知识是否能够协调，这一切都需要项目人员做出判断，但是这一判断本身可能就和“参与式”的预设相悖！项目人员判定某一村民缺乏某种知识，这种判定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偏见所致，但是这种判断只能由项目人员做出！这里面临着项目人员既是客体又是主体的矛盾，其也是参与式在理论上的困境之一。
第三，干涉本身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刘慈欣在《三体》里面提到了“接触理论”，意思是哪怕只是有其他智慧生物存在的确切信息，就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物理学中同样有所谓的“观察者效应”，管理学上则有“霍桑实验”。虽然这些理论与我们的扶贫面对的情况不尽一样，但是在哲学上仍然有所启示。在扶贫项目中，可以将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知行不协调”。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会造成他人的认识发生变化，使得我们对其的预期产生误差，最终协调成为了博弈，参与式也失败了。
上述几项困境，其根源在于参与式尝试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然而这并不容易。这种困难，也是社会科学整体上要面对的困难。所以，我们仍然要努力让自己适应“范式”式的思维方式，习惯有多种解释。在实践中则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万不可拘泥于某一理论之中，以至于事与愿违。（本文授权微信公众号“小云扶贫”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