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华富贵的命运，常人想要。物极必反的哲理，智者都懂。于是乎，戏剧性的节目就在历史中反复演绎：那些荣华到了顶点、富贵到了极致的人，内心感受竟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美梦成真，惧的是大祸临头。
在秦朝，李斯位极人臣，又是皇亲国戚，若论荣华富贵，他人望尘莫及。其长子李由官居郡守，回家休假，李斯为之设宴，百官前来捧场，盛况空前。如此赏心乐事，李斯却从中觑见了盛极必衰的征兆。他当众感叹道：“我曾听恩师荀卿讲过‘物禁大盛’的道理。我原本只是楚国上蔡的平民，皇上不嫌弃我愚钝，将我提拔到眼下满朝文武无人能及的高位，可谓富贵到了巅峰。物极必反，月满则亏，可我还没有找到歇脚息肩的地方！”
李斯能够讲出这番话来，应该不算糊涂虫。“物禁大盛”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必须留有回旋余地，切忌过于旺盛，过于圆满。李斯对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道理了然于心，但他迷恋权势，患得患失，又很难说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耍阴谋，助胡亥取皇位，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坏事。到头来，荣华富贵和身家性命没能保住，灭族之祸却如影随形。在刑场上，他对次子感叹道：“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了！”鬼门关前吐实言，李斯悔之深矣，悔之晚矣。
智者身处荣华富贵之乡，就算不灭族，不掉脑袋，恐惧感仍挥之不散。晚清重臣曾国藩绝对是个明白人，封侯拜相之后，他对荣华富贵始终抱有警醒的认识。同治七年（1868）七月，他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奉调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一月初四，曾国藩乘舟告别，欢送者万人空巷。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曾国藩一向以“花未全开月半圆”为佳境，这回却亲眼见到“好花盛开”的局面，难怪他“不胜惴栗”。
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封侯拜相之后，在家书中，也曾多次提及一句民间谚语——“富贵怕见开花”，戒惧之情溢于言表。最终，他只分给每个儿子五千两白银，教导他们早作打算，自食其力。
富贵怕见开花，原因何在？此花比昙花更娇，比罂粟花更媚，比曼陀罗花更毒，往往结不出善果。富贵一旦开花，伴随的多半是骄奢淫逸，招致的多半是祸患灾殃。为了防患于未然，在自省方面，在家教方面，有识之士都要下足苦工夫。如今，我们读一读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就不难发现，他们既担心自己居于富贵之乡，忘却耕读之本，又担心子孙养成纨绔习气，干出败德营生。“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荣华富贵变成了他们沉重的精神包袱，那些自我敲打，那些苦口婆心，我们觉得做足了，甚至做过了，当事人却依然忐忑不安，字里行间全是惶恐。富贵怕见开花，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说到底，荣华富贵并非祸根，其背后的骄奢淫逸才是祸根。古今大奸大贪暴露出诸多“脓疮”，病根均在酒色财气中，父奸子效，夫贪妇随，不落法网而不止，不闯大祸而不休。要说可怕，还真是可怕。
晚清时期，万方多难，百姓劫后余生，曾国藩与左宗棠居高位而不忘本，均能严于自律，他们在任上做了许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比如赈济灾黎，建造义塾、义仓、育婴堂，修葺文庙、贡院、书院，开设书局，刻印儒家典籍，诸如此类，不惜动用自己的养廉银。富则利济乡里，贵则泽被天下，他们的做法既是明智的，也是大有裨益的，青史牢牢地记住了他们的功德，唯有此花能结善果，亦唯有此花永不凋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