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历朝历代的这种诗层出不穷，而且大多是哀叹民生艰难，反映社会黑暗的作品，以至于形成了“讽谏诗”这个流派。
你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出来都是在李隆基死了几十年了，你又知道杜甫的《丽人行》就写在安史之乱来临之前吗？那诗写的，把杨国忠和杨家那些夫人的脸抽得啪啪响，也没看见唐玄宗治他的罪啊。他在后期混得艰难是他自己在官场上情商太低，与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作品没有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与咱们现在认为诗歌是种文学体裁不同，古代的士大夫是把诗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来看的。
诗，产生于民间，所以代表着民众的情感取向、生活状态，以及官风评议、政治诉求。也就是说，诗的最初就是民意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君王下令在民间收集整理的，其实这是类似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的早期准备工作。周王室采集了各地的诗歌，加以整理，然后在各个诸侯王之间教化沟通，教民以礼，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交流工具来使用的。我们现在去翻古史，会发现战国时期很多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都是直接引用《诗经》。因为在周王室的整理教导之下，用这些诗句来进行交流不会产生歧义。
孔子说：“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通过对诗的解读，是对国家治理情况，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直观而感性的了解。在最初的时代，这几乎的唯一的渠道。
后来文化向士大夫，向普通老百姓下行普及，诗歌的功用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还是高大上的，向民间娱乐就分化出“词，曲，传奇，打油诗，小说，戏文”来承担。诗在高层文人的手中还是用来劝谏的，在君王的心中是用来接收臣子建议的一个相对于直谏，死谏更温和的沟通渠道。
所以，诗的“讽谏”，就成为倡导和鼓励的功能。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反映民间疾苦、抨击官僚腐败的诗，不仅不是被禁止的，还是被鼓励的。
一直到明朝，很少有人因诗获罪。当然也不是没有，苏轼的“乌台案”，蔡确的“车盖亭诗案”算是把宋朝官场搅得一塌糊涂，但是还是没有形成坏风气。即便在乌台诗案之后，仍然有大批诗人坚守诗的讽谏传统，只要不涉及党争就相安无事。
元代也没有文字狱。蒙古人马上得天下，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元代的戏剧、曲子，都有鲜明的抨击色彩，大行其道。《窦娥冤》这样的戏剧，拿到现在谁敢写？
明清接过元朝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开始了因文获罪，因诗获罪的思想镇压。
然后就是到了现代，这个就不多说。所以当你用现代人对文学的眼光来看古时候的文人士子的讽谏作品，自然就会出现题主的疑问。
人都会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时代在进步，帝王之术也在进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