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的“五年计划”

一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下）

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谈话，王在晋被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看上去似乎是耻辱柱的耻辱，毕竟王大人这个智商水平确实低的有点可怕。

鉴于这个智商水平，调离辽东经略是必然的，给个闲职养老是组织关照，直接强制退休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乎王在晋被打发“养老”了，目的地是南京。

作为江苏太仓人，王在晋到南京工作真可谓所有求职责的梦想：

事少、钱多、离家近。

再注明一下，还是去当领导。

王在晋的新职务：兵部尚书，南京的。

由于明朝实行两京制，成祖朱棣迁都时保留了南京的领导班子，即原首都南京（应天府） 还有一套和北京（顺天府）一模一样的领导班子，北京有什么南京也有什么，这就是标准的“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事实证明这项制度极具战略眼光，为之后的南明划江而治甚至挥师北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四个二带俩王的牌，全砸南明手里了）

尽管正常时期的南京领导班子多为修生养老好去处，品级和北京一个样，薪水和北京一个样，唯独工作和北京不一样，几乎没有，很清闲，坐着就把钱挣了，但南京兵部尚书不在此列，在南京大小事务由三巨头负责：南京兵部尚书，开国勋臣后代，南京镇守太监，而三者中又以兵部尚书为主。

在家种地的解经邦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作何滋味。

这哪是养老，明明是高升啊！

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南京掌握实权的前三把手，让一个智力有障碍，逻辑判断近乎蠢货的王在晋去当，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王在晋运气，不是说明天恩浩荡，而是说明了明朝从上到下脑子都被驴踢了，无一例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看事情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个问题，一群聪明人安排一个所谓不折不扣的蠢货去当南京兵部尚书这样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的肥差吗？

答案也是不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以孙承宗和王在晋谈话时的表现，很好奇王在晋是怎么做到兵部侍郎这个位置的？得有多大的后台才可以？

如果王在晋真的就如孙承宗谈话时那个水平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王在晋是个“废物”，明朝上下更是个个废物。

在小学时候的我喜欢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现在还有，但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最喜欢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出于对清史的爱好喜欢阎崇年先生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可以说这对于以后我喜欢清史有着一定的影响。

我是个较真的人，不太喜欢所谓的民族英雄或民族败类这样充满道德判断的标签，然后任杀予夺，把某些人捧上神台高高拱起，连放屁都是香的，而某些人则要打入万丈地狱，只要和“神”做对的都是坏人，这种简单的单一的主观的价值判断不仅不靠谱，往往还会出问题。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此刻的孙承宗还在义务支教，袁崇焕还是一个刻苦学习的15岁少年，王在晋已经是工部郎中了，然后当年年底被下放到福建当副使兼任兴泉兵备。（兵备：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

万历三十三年到万历四十四年这十一年里，王在晋足迹踏遍湖广、浙江、江西三省，担任高级领导干部职务，比如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西布政使，按察使主管司法和吏治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布政使主管民政和财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说王在晋是一方封疆大吏也不为过。

万历四十七年，王在晋终于转正了，升任山东巡抚。

泰昌元年八月，鲤鱼跳龙门，调往中央，升任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军务右佥都御史。

两个月后，出任兵部左侍郎，之所以选择王在晋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让王在晋去做替补辽东经略，在场边热身准备上场。

没想到来了熊廷弼，所以王在晋暂时没上去，还是兵部侍郎，但职务又有些许的变动：

署三部事。

有权管理三个部门的事物，这三个部门分别是：工部、户部、兵部，王在晋这就好比现在的国务委员。

管打仗，管粮饷，管武器，可谓一条龙服务，多方面全角度复合型人才。

然后这样一个出任四个省级高级领导干部（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担任过三部委一二把手领导（工部、户部、兵部）对辽东极为了解（辽东经略后备，辽东山东一个布政司，兵部侍郎），说出了一番牛头不配马尾狗皮不是一窍不通的战略，被人问的支支吾吾张口结舌连话都说不清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其实之前的谈话还可以有这样一番情景：

当孙承宗大声质问王在晋旧城前的陷阱、地雷这些是给自己人设置的还是敌人设置的时候（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

王在晋一脸微笑的看着竭力压制努力的孙承宗，没有说话。

“如果新城失守，驻守新城的四万士兵拥挤在旧城下，是开门让他们进来（后金屁股后面跟进来），还是不开大门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死于城下？”

开门还是不开门，这是个问题。

王在晋微笑的望着孙承宗，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

你要让这四万人白白送死？孙承宗一直竭力压制的火气刚要喷发出来，但王在晋接下来的话让他愣住了：

“大人久在京师可能并不知道，在山海关驻守的这些明军别的不会，但是打起仗来撒丫子跑路的功夫可以说是看家本领（边军善走），平常军中的督战以及”临阵偷逃当斩“都不能制止他们的行为（即杀不能止），况且两军阵前，如果我军陷入不利的情况，就是督战队都跑了，执行军令的人都没了，谁还去执行军令呢？（谁复为杀者）”

“我表面上用两城之间唇亡齿寒互相支援来稳定将士们的信心，（故为两城以固其心），其实不过是骗骗他们，而实际上驻守新城的四万将士已经被放在了死亡的边缘（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他们发现无路可逃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大不了临死前多拉几个垫背的。”

说到这里，王在晋不再微笑，身体为之一凛：

“至于两城之间的陷阱和地雷，既是为这些逃兵准备的，也是为追赶而来的后金准备的，对我军而言它们是督战队，对后金而言它们就是死神。”

“到时我会命旧城将士，凡城下众人，无论敌我，一律射杀！”

说到这里，王在晋再也没有沉默，再也没有微笑，一身的杀气。

听到这里，孙承宗表示无话可说。（臣遂无以应）

是敬佩？是无奈？是认同？我们不可而知，但我知道的是，这段记载在作为孙承宗和王在晋谈话记载的《明史》里看不到一点影子；而所谓的四万新兵，孙承宗压根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王在晋除了修筑新城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

联虏。（联合蒙古）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不到一年退回辽东，而明军固守山海关，这就在山海关至广宁这片区域也就是辽西成为了一片真空地带，没有明军，没有后金军，这个空子被蒙古各部钻了空子，正愁没地盘呢，举家携口都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

闻讯得报的王在晋不仅没有“我代表大明王朝做出严重抗议”，反而拿出一万两银子分发给这些首领，告诉他们这片土地是“明蒙共同的家园”，大家共同开发，蒙古兄弟来的越多越好。

这些蒙古首领很高兴，既白占了土地还有工资拿，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纷纷表示会带更多族人前来。

王在晋也很高兴，拿了一万两白银就找来这么多廉价劳动力还顺带看门保安，想要攻打山海关就得先过辽西这一关，这样一来关外也不算无局可守。

雇佣保镖花了一万两白银，修筑八里铺花费九十三万两白银，共计九十四万两，算上零头不到九十五万两。

至于关宁锦防线，每年花费五百万两，算上零头五百多万两，单辽东一镇的军费开支就比其他八镇的总和还要多，事实证明，关宁锦防线无与伦比的防御值背后也是以无与伦比的金银堆砌而成的，成绩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王在晋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必须要有收复整个辽东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收复广宁；必须要有消灭后金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收复整个辽东。不然就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打半天还是没有死局，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钱花了可事没办成，对财政造成巨大影响，导致财政困难难以继续支持辽东战事，不可不考虑。

（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不出手则已，但凡出手必要置人于死地。

这就是王在晋的观点，我也不知道是纸上谈兵还是醒世之言，因为历史没有给它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我要说：

王在晋或许不聪明，或许不是“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但他不是草包，更不是所谓的“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绿叶衬红花，万绿丛中一点红，大雪压青松，青松长且直正所谓没有比较就看不到差距，看不到差距就没有进步，伟大的历史人物自然需要伟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成就来塑造，能他人所能，能他人所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们英明睿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是掌握真理，用对比的手法衬托出这一切，这很正常，但如果因为伟大所以其他人都不能伟大，为了凸显英勇而去和一个弱智智障之类的人比较，就好如郭德纲相声的那句话：

即使赢了也不光彩。

不仅不光彩，还很不厚道。

不是别人都傻了，你就会聪明。

欢迎关注：清朝三百年（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好看的通俗清史）    目录 （有目录，不迷路）

或许你是对明清近代历史感兴趣，或许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或许你是喜欢故事喜欢阅读，或许你只是随手点开凭兴趣点了下关注，或许你只是闲的无聊，无论如何都欢迎你，坐下来看书，或者只是聊聊，我始终在这里等你。

ps：又完成了辛勤而充实的一天，不知距离你的目标是否又进了一步？你可以很努力，但千万别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