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每到成熟季节就会发现大片大片倒下的麦苗，这时，农民伯伯会上报自家麦子的受灾面积，然后等待政府几百块的救灾费发下来。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是早年间见不到的情形。

记得小时候，自家的麦子会有被稀奇的大风刮倒的时候，但因这稀奇的大风和大雨很少见，所以倒下的麦苗并不多，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很少。

我想，或许是现代精细化的分工促使麦苗大片的“跌倒”。之前，人们是用自家去年留出的麦种种地，所以只要自然环境适宜，麦种并不会大面积“跌倒”。现在，农民基本使用新买的麦种种地，麦种也有很多品种可选。种地也并不是农民自家关起门来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买完了种子，需要买各种特定功能的肥料和农药，其中就有针对麦苗“跌倒”的药，用了药，麦苗就不容易“跌倒”。看起来，貌似两者有关系，如果没有“跌倒”的麦苗，抗“跌倒”药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这一猜想缺乏科学依据，观者大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本文的后面。因着这一猜想，我想到了当前社会上的很多现象，比如可以助人生出双胞胎的药物的流传，比如网络暴力的加剧，比如社会“潜规则”的运行。

各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是社会价值观的倾斜吗？想要就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就必然涉及判断和评价标准的问题，要用什么标准做出判断呢？社会道德标准还是国家法律规定？当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时，证明我们确实是属于这一价值体系的。利用这一价值体系中的条框规范自己及他人的言行是集体观的体现。

现在，我们需要跳出我们所处的一方土地，去评价人类的言行。我的想法是承认人类一切的作为是人类自身系统的潜在正常运行。

我们可以这样想，自然早于人类存在，大地山川、风雨雷电，人类可以模仿和妨碍，却不能控制和消灭，这是因为，自然是比人类更为原始的存在，也是产生人类的必然条件。人类无法改变自然就像地球跳不出宇宙一样。

人类产生之后，语言和文化才慢慢生成。作为人类社会的附属品，文化要为人类社会服务，更具体一些，特定地区的文化必然要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群体服务。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作为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能离开文化的这一职能的。那么，我们用这一道德标准判断人类的言行自然也是带有社会属性的。这里面的对与错，对整个人类来说没有什么分别。

现在科学对于人类的产生有被认可和广为流传的说法，却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宇宙对于人类来讲仍然是一个未知和恐怖的存在。正是这许多未知的存在，才使得人性那么神秘与变幻莫测，太多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热衷于人性的研究，每有一个新的理论提出就会在研究界引起激烈的讨论。

基于这种认识，人们逐渐习惯了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并用“这就是社会”来解释很多用现代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不能解释的现象。为什么会有人抛弃善良的父母？为什么会有人因为钱而伤害他人？为什么会有人甘愿当小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性的主导因素是血浆中没有被发现的物质还是游离于人体四周起于“造物者”的漂浮物？没有确定答案。

但，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规范人性，让人性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发展。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帮助。科学发现，人在生下来之后是可以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的，而且，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样，人们可以通过控制大的社会环境来引导人性的走向。于是，我们听到了社会道德标准，政府创造了各种法律。

人性被控制了吗？很难说。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人性，从社会评价词“三六九等”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发展仍是不能被确定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人类在发展。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可以较为平静地看待很多现象。每次看到麦苗，我就会想起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不能抱怨，我需要做好我自己，完成我的使命，走完我的生命之路。因为我想做站着的麦苗，所以我就要做好被打农药的准备。

我们不能因为麦子倒了，就将所有的麦种一网打尽，我们需要做的是做好后期的处理工作，比如给农民伯伯一定的救助金。当然，如果能够不让麦子“跌倒”就更好了。